唐崛从遥远的白沙赶来，带来了一叠文稿，说他的散文要成集，也让我写个序。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说，先喝一杯，序然后再说。 　　白沙的作家，我是先认识董元培才认识唐崛的。老董是常委宣传部长，唐崛是副部长。两人都是黎族，而且两人都写散文。他们一个豪爽，另一个也豪爽。每次我去白沙，他们的言谈举止，待人接物，总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十年来，唐崛一直热情的给我们的副刊写文章，以一年五六篇的速度不紧不慢地写，也写得很不错。他曾有一篇散文得过省里的大奖，也得过全国的铜奖。那是写他代理村官的生活的文字。其中有一个情节：他帮助村里的小学建成了一个厕所，孩子们开始不太习惯。校长便到里面去蹲起复坐下的做了一阵示范，引起了孩子们的一阵善意的哗笑。知道什么可以写，什么不可以写，写得很准确，也很生动传神，有很好的社会效应，所以在那年全省的副刊优秀作品评选中得了奖。我是评委之一，当然有投他的一票。但最后让我觉得不好意思的是，到了发获奖证书时，谁的都有，独独漏了他的。他打电话来委托我过问这事，我也去问过主事的同志，他们说有啊，干嘛会没有呢，便没了下文。我也不好再问，便据实告诉了他。他不说什么，但以后也不再问了。我觉得，对这种事，他是很豁达的，是看得很开的。 　　前几年，唐崛几次说起要申请加入作家协会的事，我那时兼职省作协的副主席，还是会员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主任。我也答应过帮他留意，但因为种种原因几次都错过了讨论的机会。其实，只要认真的把作品写好，是不是会员都没关系的。会员了很多年，总觉得，一种团体，一种环境，你想进入里面，当初也并不容易，及至你产生厌倦，想离开它，也不是那么容易摆脱的。身在其中，应付不当，有时会使你手忙脚乱，不但不能加强你的创作，反而削弱了你的创作，倒不如身在其外，更能使你身心得到自由。唐崛同意我的意思，没有认真计较，仍然满腔热情地写着他的散文。我觉得这是对文学创作的一种诚恳的态度。 　　唐崛是黎族人,读完大学，便长期工作和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他写的都是他周边的人和事。我刚开始当记者的时候,总往黎族的地方跑,在崎岖的山路上走过七小时,一个人住在深山的村落里,整夜的听黎族同胞们唱着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的民歌,吃过他们煮得很香的山兰饭。也曾和那些黎族兄弟们坐在船形屋里喝他们自己酿的山兰米酒，然后酩酊大醉，不觉东方之既白。我知道他们很多生动的传说和事迹,也知道他们许多生活的细节,也感受到了他们的率直和豪爽，还有他们文化里的精深博大。但我总写不出来,怕一不留神,会写失了这个民族的精神。唐崛却是一口气地写,笔笔不离他的民族,因为他就是这个民族其中的一员，他所有的物质和精神，都是和这个民族一脉相承的。这能从他的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来。我觉得,这是他和别的作家不一样的地方.。任何文学，都是作家人格的反映，装出来的伟大，渊博，宽宏大量，都无济于事。唐崛不用装，他的散文，是他自然的本色的边走边唱。 　　南渡江的源头就在白沙，唐崛曾远远地指给我看过，那个被称为母亲河的发源地只是深山老林里的一汪清水。因为是远远地，所以也没有切肤的感觉。读完唐崛的文集，却能隐隐约约从他的文字里感觉出来。唐崛的文字也是明净、清亮，一切都那么顺畅自然，就像源头周围满山遍野的雷公笋和各种知名或不知名的野菜，漫天的散发着一种野朴的味道。为有源头活水来，这就是从生活的源头里生发出来的语言了。我的工作大都是在稿堆里度过的，所以颇受那些生造文词，牵强附会，不知所云的文字之苦。到了现在，我是宁听村妇村夫之直言，却是最不愿读一帮作家们的矫情滥情的呓语的。南渡江的源头之水，丰满了唐崛的创作题材，也滋润了他的文学语言。 　　在我眼里,唐崛永远是个大孩子,我们总是难得见一回面，他来海口，开完这个会那个会，通个电话，然后是说走便走了，来不及喝一口茶，吃一顿饭。我们之间，是文字之交，亦是朋友之交，如同朝霞，多时不见，风轻云淡，神往足矣，不一定要聚会多谈的。今年的清明,他给我来电话,说正是采蜂蜜的季节,叫我们去他那里看看。他穿着迷彩的岛服,短裤。一路的介绍路边的雷公笋和革命菜，还有各种各样的茶叶，手舞足蹈，天真烂漫之情，溢于言表。.那天,我们吃了一顿野生于白沙水涧间的泥鳅，油炸之后端上来，放到嘴里，竟没有一丝城市里吃过的那种苦味。和我同行写散文的阿林也是连连叫好，如痴如醉。细细一想，方才明白，白沙的水清净，沙没有杂质，泥亦没有杂质，泥鳅们在其间玩来玩去，呼吸吐纳的只有天地之灵气了，怪不得那天从桶里捞出一条泥鳅，放在手心里，明净得好像马上就要通体透明了去。 　　写这个序，写唐崛散文的同时，竟是无意间推出白沙的又一道新的美食佳肴———白沙泥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