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从“苏州游”开始 　　1978年11月30日，50个上海人乘坐一辆公共汽车，“悄悄”来到了苏州。 　　他们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上海出游的第一个旅游团队。不过，在当时，没有人敢宣称自己出去“旅游”，而仅仅说是“散散心”。 　　旅游，这种在“文革”期间备受批判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就以这种“散散心”的方式，悄然回到上海，并很快在知识阶层、工商业者和高级职员中间流传开来。 　　1979年3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电《上海恢复苏州一日游、杭州二日游》。 　　与“悄悄散心”的提法不同，上海旅行社于1979年推出的“国庆游”，可能是“文革”之后第一次公开提出“旅游”的说法。在该旅行社工作了30多年的王天范记得，1979年9月1日，上旅“国庆游”首次开始报名。8月31日晚，就有人开始在福州路上的上旅门市部通宵排队。“人龙一直甩到云南路上，有百米多长。” 　　时至今日，当时的“服务员”(导游)王天范，依然能想起1979年“国庆游”中的一幕：杭州的苏堤上，他给游客念苏东坡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游客有的泪如雨下。 　　1978年12月底，上海第一汽车服务公司成立了旅游组。这是上海的旅游业在“文革”之后开始复苏的最早迹象。 　　1979年2月，第一家专业旅行社上海旅行社终于重新在上海滩立起大旗。 　　1981年，街道、医院等开办的集体制“老13社”陆续诞生。上旅一汽旅游组等有了春秋、东方、新华旅行社等强劲的竞争对手。 　　王天范记得，当时最经典的线路是“苏州一日游”，经济团每人只需要7.5元，便可以在苏州最有名的饭店松鹤楼吃一顿午餐，一桌10人四个冷菜八个热菜。而“杭州一日游”的飞机班则是当时最贵的线路，每人21.5元。吸引游客的是它的交通工具———一架美国二战时留下来的“三叉戟”飞机，能够直接从上海飞到杭州。有些游客为了坐飞机而专门报这个团。当时，上海地区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是58元。 　　皮尔·卡丹来了 　　在皮尔·卡丹的传记里，皮尔·卡丹这样告诉他的朋友们：一个拥有10亿多人口的国家，给每个人钉10个扣子，就是100多亿。 　　皮尔·卡丹没有钉扣子，他选择了中国的丝绸。用他的设计，中国的面料，让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时装模特儿。 　　当时在外贸部研究所工作的程天宝回忆，皮尔·卡丹是以外贸部的名义请进来的。那时候还需要公安部批准。 　　当时没敢提是时装表演，只是说经验交流。在内部也有争论，外贸部的党组还进行了讨论。“当时大家都拿不准，怕惹麻烦。最后是比较高的领导拍板做了决定。”模特表演的合作单位是中纺公司，据程天宝说，那次表演单位都不敢挂名，对外也只简单的称为观摩会。 　　在张舰、贡海斌等第一批进入模特行业的中国人眼里，皮尔·卡丹更像是一个布道者。他带来的是关于时装、模特和品牌的理念。当时刚从北京服装学院毕业的张舰对模特的概念是画画用的。他第一次看到时装模特的感叹是，世界上还有这么美好的事情。 　　初见模特观众目瞪口呆 　　1979年4月初在民族文化宫的第一场模特演出，被新华社记者李安定形容为“洪水猛兽”。当时的模特都是外国人。在回忆文章里，李安定这样描绘那场时装表演：那些身着皮尔·卡丹代表作———从中国宫殿挑檐获得灵感的耸肩衣裙的高挑美女，与台下穿着蓝灰制服、屏住呼吸的观众形成了鲜明对照。当一个金发美女面对观众停住脚步，突然兴致所至地敞开对襟衣裙，台下的人们竟像—股巨浪打来，把身子齐刷刷地向后倒去。 　　“我们看得眼睛都发直了”，刘保祖被那种短款和超薄的衣服震住了。之后他们聚在一起聊的话题是，这些衣服肯定穿不出去，那是做什么用的呢？ 　　在刘保祖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李安定在想着怎么才能把这个稿子发出去。演出结束，《参考消息》上登了一篇香港报纸的评论，批评中国人连衣服也穿不上，却看什么法国时装？这个消息传达出的对模特和时装的微妙态度，最终使李安定的稿子没有发成。 　　关于美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一直牵动着当时人们的神经。1981年8月4日，《中国青年报》发起了关于什么是美，什么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的讨论。在发起的一周内，收到了几千封信，有对于奇装异服的不满，但更多的是青年人认为衣着应该由自己决定的坚持。 　　（摘自《日志中国》（第二卷）新京报社编著  民主与法制出版社  2008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