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9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规定正部长级别的官员办公室使用面积不能超过54平方米，县长书记不能超过20平方米。（1月20日《南方都市报》）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加快建设“节约型政府”已成为各界共识。规范办公室面积标准，以避免借刺激经济之名大搞楼堂馆所建设，其目标无疑是十分美好而明确的，但实际效果却委实不敢令人高估。其中困难，在于存在三个“怎么办”。 　　首先，办公室面积应该怎么算？近年来，“豪华办公楼”饱受诟病，在那些业已曝光的经典案例中，很多领导栖身之处虽名为“办公室”，实则囊括了客厅、卧室乃至洗手间等诸多功能，各类生活设施更是一应俱全。那么，这些附属物是否应该一同纳入“办公室”的规范标准之内？缺少细则的标准，显然没有做出更多解释，而如果领导只是从宽阔的“私人领地”中划分出一块所谓“办公领域”，即使标准再怎么严苛，又能有多少实际意义？ 　　其次，超标的办公室怎么办？毫无疑问，超标办公者大有人在，对于这些办公楼的处置就成为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像公车一样“封存入库”？显然不可能，因为这不仅将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而且另立门户必然加剧浪费。公开对外拍卖？理论上似乎讲得通，但谁有那么多资金去购买一栋豪华办公楼，更何况，买来干什么用呢？难道“批评教育”之后物归原主？倘若如此，所谓规范标准还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第三，违规者的责任怎么追究？这一点，实际上是重要的内容，令人遗憾的是，同样在此次规范标准中付之阙如。这就不由得令人想起了公车配备标准。豪华公车与豪华办公楼同属公务浪费之列，相比起刚刚问世的办公室面积标准，公车配备标准已问世十几年之久———早在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时至今日，公车标准的内容尽人皆知，实施细则也不断完善，然而实际效果到底怎样呢？仅凭一个事实就足以解释其中尴尬———十几年来，有谁看到过官员因公车超标而受罚领责？显而易见，没有标准固然可怕，更可怕的是有了标准而无法践行。 　　在权力运行的轨迹中，一切外在条件都只是为权力拥有者提供服务，物质条件的优越更多的是一种权力意识的体现。恰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爱滥用权力，直到有限制的地方为止”。这里的“限制”，不仅仅是指权力应当止步于何处，更是指逾越禁区将要付出的代价，否则的话，所谓“权力的边界”终不免只是任人撞击的橡皮绳。以办公室标准为例，如果不能明确超标者的责任，多少人会将标准本身当回事？甚至，即使标准得以实施，是否会有人蜗居斗室权钱交易？ 　　纵横驰骋于众目睽睽之下的超标公车尚且视标准如无物，“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领导办公室是否会依标准行事？这似乎是个问题，比这个问题更耐人寻味的是，如果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纵使所有的标准都得以实现，权力的所有者也难免不另辟蹊径寻找新的突破点。办公室和汽车并没有原罪，仅仅为它们划定标准不免给人以舍本逐末、隔山打牛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