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一个电影，说二战时一群战败国的女人被关在日本的集中营里，可以想象的战犯待遇加上日本人对女人变态的蹂躏，让所有的女人生不如死。 　　但此时一个可以载入人类历史的奇迹发生了，一个波兰音乐教师在集中营组织了一支合唱队，从此充满血腥的天空飘荡起了动人的旋律，当水龙头、毒打、迫害都不能阻挡这歌声，当端着机关枪的士兵在一群衣衫褴褛、面无人色，但又沉浸在幸福无比的《圣母颂》旋律中视死如归的女人面前时，拿枪的手战栗了。 　　就这样，这些女人以合唱作为生命的依托，许多人终于穿越死亡，活着见到了曙光。 　　从此，我更认识到合唱作为一种特殊的形式，不仅可以让猥琐变得崇高，平庸变得圣洁，丑陋变得美丽，一盘散沙变得坚强如钢，而且可以战胜枪、炮。 　　战争时代如此，繁荣时代更如此。伴随着海南已历经十三年多的“海南爱乐女子合唱团”见证了海南发展的全过程：从第一届“椰子节”到去年的“欢乐节”；从每年“新春音乐会”到抗洪救灾到新农村文化建设；从省政府招待会到企业庆典；还有建省十周年的大型音乐史诗《椰岛九歌》；还有和中央乐团合作演出的《长征组歌》；还有2008年三亚奥运迎圣火仪式；更有代表海南、代表中国的马来西亚、韩国之行，以及多次代表海南捧回金、银牌……可以说“爱乐”的足迹完全踩踏在海南发展的节拍上。 　　十年前我在写《我们为什么歌唱？》时曾写过这样的诗句：“我们为什么歌唱？……柔弱的肩上担起了大特区的兴亡……” 　　有一个男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不爱‘爱乐’的男人，不是健康的男人”；一个作家也说过：“如果没人写‘爱乐’，那是作家的失职”。为此，我要把“爱乐”留给别人去写，那将是一本厚厚的大书。 　　1998年，我团报名要去北京参加中国第三届国际合唱比赛，请的是中国大牌指挥曹丁，参赛曲目有世界名曲《蓝色多瑙河》，用曹丁的话说：“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训练的艰苦倒也不怕，只是刚诞生两年的“爱乐”功力不够。这时有两个已调到北京的骨干听说了，主动请樱参赛。但怎么训练？合唱是要磨合的，先把谱寄过去，再由这边的团员自告奋勇每次排练后和她们通长途电话一句一句交流。终于等到可以在北京汇合了，终于我们获得了银奖了，只是这成绩来得太不容易了。徐洁丢了她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小李的孩子才半岁，每天至少要哺乳两次，于是她先生像个大袋鼠一样把孩子托在胸前，开着汽车每天从北京一环附近到五环跑两次。 　　在居庸关领完奖经过天安门广场返回住所时，徐洁悄悄要求司机刹车两秒钟，急速的刹车后，徐洁迅速消失在茫茫夜色中。甚至没有一句谢谢，一个拥抱，满车欢腾的人群甚至没有察觉车上少了一个徐洁，可我的眼和心都湿润了。 　　还有颜志红，这个如今在美国异国他乡的“爱乐人”常让我们心生牵挂。她进“爱乐”的时候，是她身心受伤最重的时候，可以说是“爱乐”治好了她的伤，但她也为“爱乐”作了太多的事。她在“爱乐”主动承担了后勤工作至今还常忆起她提着沉重的东西从天桥上往排练场走的情景。短短的100米天桥，她都要停歇好几次，后来我才知道，她因严重的腰疾本来在家里连床都下不了的啊。 　　在美国她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她说她最痛苦、寂寞、夜不能寐的时候全靠唱着“爱乐”的歌度过。一次除夕钟声敲响的时候，她第一个打来电话，她在那边泣不成声地说：“我想我们的‘爱乐’啊！” 　　又过了几年，有一位优秀的女性从美国直奔海南“爱乐”而来，当她说是颜志红让她一定要来加入“爱乐”时，我心里顿时涌起了万顷波涛。 　　李莉原是“爱乐”的组织部长，退休后跟女儿去了加拿大。去年一天她打来电话，说昨晚是她最快乐的一天，因为说来都没人相信，她说在多伦多她居住的那个小区，居然一下子遇到了三个“爱乐”的姊妹，昨天她们聚到她家听着“爱乐”的碟又哭、又唱、又笑，疯了一晚上。 　　在我的心里她们可爱、可亲，她们令人肃然起敬！“爱乐”成了她们生命的依托，而她们是我生命的依托。 　　只要走近“爱乐”的人，没有一个不被“爱乐”的精神和艺术感动得心灵震颤。 　　十二年，海南在成长，“爱乐”也在成长。 　　海南给了“爱乐”一个肥沃的红土地，“爱乐”感恩，“爱乐”努力对海南担负起应尽的责任，“爱乐”没有让海南失望。 　　诚如我在“爱乐”创立初就说的一番话：“在海边要点燃一盏灯是不容易的，它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用心去为它添油，用身躯为它挡风，让它成为我们生命的依托，只有这样它才会亮得更久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