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由中国新锐导演陆川执导的《南京！南京！》正在全国各地影院热映，与10多年前上映的由第五代著名导演吴子牛执导的《南京大屠杀》相比，这部新片显得视野更开阔、叙述更复杂、人物更繁多、思想更跳跃、影像更另类……总之，较多的新颖特色令导演陆川很快成了焦点，观众对他的质疑也纷至沓来。究竟这样描写日本军人是不是美化侵略军？片中演员的表演是不是令人满意？一系列的问题，都期待导演陆川给予回答，以便让喜欢和痛骂《南京！南京！》的观众，都能够从中了解影片的拍摄过程及真实意图。　　———编者 　　《南京!南京!》首映半日（全国统一于4月22日下午2时后开映———编者注），全国票房达到900万元，成绩并非很了不起，这表明，这部电影受观众关注程度高，但并不能说所有人都认为该片将成为战争片的经典。实际上，关于表演、主题以及电影叙事的细节等，观众都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批评。其中，话题尤其集中在高圆圆的表演和对日本军队人性化的刻画上。导演陆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全面回应了各种质疑。 　　关于日本 美化侵略军？ 　　陆川回应：看我们败给什么人 　　看完电影后，不少人觉得，这部电影里出彩的是那两位日本军官，角川和伊田。有些观众甚至担心，这两位出色演绎了军人状态的日本人，是否还能在日本本土有生存空间。因为在日本，南京题材的任何电影现在都处于禁映状态。但也有人说，其实这部电影不是日本演员出色，而是因为电影本身的重点就是日本人，陆川是在美化侵略军。在《南京！南京！》中，日本人的形象与以往实在差别太大了。进城的时候小心翼翼，后来即使恶魔般杀人，也依然有着人性的一面。 　　记者：你曾经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南京大屠杀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们抵抗太严重了，他们就要报复。这样的说法，是否有为日本进行屠杀正名的嫌疑？ 　　陆川：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强调，大屠杀之所以发生，并不像以往我们在历史书上见到的那样，我们完全就是不抵抗，任由日本人去杀。我写剧本的时候看了很多资料，我们真的一直在抵抗。比如有一个日本兵的日记里提到，他们一个小队进城，刚刚走过一辆被烧毁的德国坦克，突然有一挺机枪从这个坦克里伸出来，把小队的人打死一大半，里面的两个中国士兵就是不跑，子弹打完了也不出来，最后被浇上汽油烧死。还有一个在日记里看到的是叫“街头巷尾的冷枪”，一个日本兵被冷枪打死，把开枪的拖过来一看，却是一个完全没发育好的小男孩。这种事看了很多，但我们的历史学家在提到大屠杀时，却并没有提到这些故事。 　　记者：那对于日本兵呢？他们刚进城时那种小心，对于失手打死平民时的那种恐惧，虽然很合乎情理，但也不算对他们美化么？ 　　陆川：我可以把他们拍成贴着仁丹胡的跳梁小丑。可我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侮辱。70年前你是败在这些人手里，但你败在小丑手里吗？70年前日本真的很强盛，一个步兵单兵一年可以有1800发子弹的实弹射击训练，我们能有10发就不错了。1943年以前我们拼刺刀拼不过日本人，必须是二对一。日本人在日记本上对自己参加的每一场战役都画有战略图，我们的军队文盲占99%。所以当你像以往那样去丑化日本兵以获得快感，那就等于不能正视历史。我想让中国观众知道，在70年前，我们输给了一个什么样的对手。 　　记者：据说你找这些日本演员也费了不少功夫？在拍摄过程中，他们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地方跟你发生争吵的么？ 　　陆川：这些演员都是2006年选的，但来的基本上都是第二批了。当时第一批挑的大都是中国观众熟悉的人，但他们的经纪公司都没让他们来。但这些人演得也很不错，在拍摄过程中，我对他们还是很感激的。他们很多做法其实值得中国演员去学习，比如他们对戏的那种投入。电影里有一场戏是伊田杀了唐小妹之后走到大街上，突然有一个人大喊“我要回日本”，那句不是本子里面有的，而是这个日本演员小黑自己加的，然后伊田过去就给他一拳，这一拳打得特别狠，我觉得那个时候伊田就是伊田了，小黑也就是小黑了。 　　关于电影  节奏为什么跳跃？ 　　陆川回应：剪得太多了 　　《南京！南京！》时长135分钟，有观众认为，虽然片长两个多小时，但影片前部节奏有些跳跃，中间部分又有些冗长。此外，有些场景在情绪上缺乏一点过渡，比如一堆中国士兵刚被杀死，突然间范伟家打麻将的场面就出现了。陆川解释说，其实当初的版本还要长，因为面对跟着他拍了那么长时间的演员，他舍不得剪。好在，就算只剩这135分钟，也同样能够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 　　记者：在之前的一些采访中，你曾经透露说这部电影刚开始拍摄的有3700多分钟，真的有那么多吗？这样的耗片比看起来也太夸张了。 　　陆川：有点误传。3700多分钟是有的，但那些是几年下来拍摄积累的素材，并不是都要用到电影里的。我曾经试过像《赤壁》那样剪成上下集，后来还是剪成现在这样，将来DVD可能会有一个长版的导演剪辑版，3个半小时左右吧，我希望到时能够展现每个角色各自的命运。 　　关于演员  高圆圆表演有点假 　　陆川回应：我对她满意 　　《南京！南京！》里面，如果说最让人不满意的地方，很多人会挑出高圆圆，认为她的“表演”痕迹太重，尤其是她在那里边说边哭的镜头，在整个电影里显得比较突兀。而在此之外，其他的主要演员，给人的印象都很深刻。甚至在走出电影院之后，还有不少人在讨论这个实际上是群像戏的电影里，究竟哪一个演员更加出彩。 　　记者：刚开始的字幕上，打着领衔主演：刘烨，高圆圆。但看完后的感觉，刘烨只是前面一段的主角，而高圆圆，看起来也没有特别多的戏份。之前你在一些采访中也说，在拍片的时候你改动很大，把刘烨给改死了。还有什么其他内容吗？ 　　陆川：刘烨真的不得不死。虽然他的表演的确很精彩。但因为个头太高，1.86米，站在一堆难民里太显眼了。我是日本兵我也会把他拎出来。初稿剧本是挺商业的，里面有高圆圆和刘烨的爱情，有刘烨的脱逃。但那个剧本是在家里写的，很多东西都是想当然的。可是在拍摄现场一看，感觉他要能活出南京城几乎不可能，那是属于拉网式的对青壮男子的屠杀，差不多看见适龄的都杀掉了。结果刘烨和高圆圆这段感情戏拍了一半就不拍了。不过为了重新把这两个人物树立起来，我给刘烨和高圆圆加了一些戏。像刘烨巷战的戏，原本没有这么多，高圆圆被枪杀的戏也是后来加进去的。我宣布不拍的那天，刘烨很难过。那天他拿了把椅子，把自己藏到很深的城墙门洞里，一个人冲着墙坐了很久。我觉得很对不起他。因为他在电影里表现出来的那种状态，完全是巨星的味道。 　　记者：但大家的评价，高圆圆的表演痕迹还是有点重。你对她的表演满意吗？ 　　陆川：我对所有演员的表演都很满意。高圆圆是女一号，她演得好也是应该的。让我评价的话，她可以算是脱胎换骨。圆圆一直给人的印象是很甜美的，有些像花瓶，但至少这个花瓶还比较纯净。刚开始找她时，我并不是很自信。不过我发现，她内心的道德标准比较高，挺像1930年代的那种女人，那个时候的女人内心是很干净的。有些人可能戏演得很好，可是最多也只是在演戏，像《南京！南京！》这样一部电影，很难藏住一个真正的人。这是我对电影的一个个人化的看法，我选演员的时候，首先选她是不是最大可能贴近这个角色。 　　记者：听说你们在片场还经常吵架。 　　陆川：那是正常的，我们的意见经常有分歧。但她也在尽力配合我的要求。她在剧组，呆了整整一年，我听说在那之后，她不得不休息很长时间，靠听郭德纲的相声才恢复了情绪。我们吵架的内容，大部分都是情绪上的释放。经常是她说她的，我说我的，当然这一切都是从戏出发。很多时候甚至是为一些细节开始吵，比如这场戏你到底说哪句话，为什么说这句话，每个人都持有自己的观点。刚来片场，高圆圆就是个蹦蹦跳跳的小女孩，拍着拍着，人就开始变了，变急躁了，还容易生气，逮住谁就跟谁急。其实之前她很与人为善的，所以我们都为她着急，怕她出事。我还强行送她回家呆三四个礼拜，结果她歇了两周又跑回来了。 　　关于剧本  为何让拉贝下跪？ 　　陆川回应：他只是一个德国人 　　《南京！南京！》的上映，直接面对的同类题材电影，就是4月29日开始上映的《拉贝日记》。但两者虽然背景相同，表述却大相径庭。《拉贝日记》中，拉贝是活菩萨，一直都对中国人抱有同情心，在担任国际安全区主席的时候，也是半主动的性质，甚至冲到杀人场上救出20个中国人。而在他离开的时候，更是受到了众多中国人的欢呼爱戴，像一位英雄一样走向了码头。但在陆川的电影之中，对于拉贝的描述，却显得低调而且负面得多。拉贝是在保护中国人，但南京国际安全区里，日军可以随便出没，随便抓人杀人，随便抓妇女出去强奸。甚至，在日本人要求他交出100名妇女当慰安妇时，他也只能照做。而到最后，他在被要求离开中国回德国时，觉得自己有负于20万中国人对他的期待，只能向众多送行者下跪。 　　记者：听说你最早的时候就是要拍《拉贝日记》？ 　　陆川：拍《可可西里》的时候，我对摄影师曹郁说，拍完这个，咱们拍南京大屠杀吧。当时只是设想，后来，深圳电影制片厂的人来找我，因为他们和好莱坞几个制片人一起合作，想拍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当时这些美国人给我的是根据《拉贝日记》改编的剧本，写一个德国人在南京拯救十几万难民的故事。准备那个剧本时，我不想拍《拉贝日记》了。我觉得一个中国导演去拍南京大屠杀，不能把故事浓缩成一个德国好人拯救中国难民，因为南京大屠杀的受难者是中国人、南京人，是30万人，如果只是归结到一个外国人对一群中国人的拯救上，就把这个主题给简化了。然后我看了半年的史料，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写出了故事梗概，大概有1万多字。去了当年的香港电影投资洽谈会，把剧本大纲拿去参赛，结果拿了个奖。之后就充实剧本、找投资，正式筹备起这部电影了。 　　记者：既然你看了这么多资料，对拉贝的处理为什么看起来跟《拉贝日记》相差得如此之大？ 　　陆川：我还没看过《拉贝日记》，不知道他们最后是怎么处理的。但我在查资料的过程中所看到的拉贝就是那样。人都是有立场的，再帮助我们，他也始终是个德国人，有些事情，不会有我们这样的感受。比如妓女这事儿，拉贝和魏特林的日记里都这么写：今天日本人到我们难民营要妓女，说你们这儿有没有妓女我们要带走。拉贝的日记里写的是“我们让他们带走了”，魏特林的日记里写的是“有些妓女自己站出来，我就让他们走了”。你要想象一下，她们走时是什么时候，那是满城都在说日本人怎么强奸、轮奸、奸杀妇女的时候。如果都是中国人，可能他的叙述就不是这样。　　　　　　（郑照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