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与海南的植物连在一起，被人尊称为“海南植物王”。 　　他少年时遭遇战乱，颠沛流离；他因家境贫寒，大器晚成；他中年时又逢“文革”，挨批斗被下放；他老年时病痛缠身却勤研不辍，却至死都没有一本公开出版的专著；他轻利薄财，清贫如洗，却空留一生遗憾。 　　他踏遍海南的山山水水，为海南4680多种植物进行分类鉴定，在海南发现了27个植物新种及新记录，极大地丰富了我省植物资料宝库。他长期采集调查，发掘出海南药用植物3000余种，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他一生学术硕果累累，却淡泊名利。2009年6月16日下午3时25分，这位“海南最懂植物的老人”———钟义教授与世长辞，享年88岁。许多同行说：钟义的去世，是中国植物界的一大损失，而海南也从此失去了一本植物的“活字典”。  　　钟义教授去了 　　文\海南日报记者  范南虹 　　①在不足十平米的书房里，钟义一生倾注了对海南植物研究的热爱。 　　②陪伴钟义多年的放大镜。 　　③钟义生前在家中与他心爱的植物“对话”。 　　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海南日报记者王凯摄 　　钟义生平： 　　1922年7月8日出生，海南省儋州市海头镇那历村人，中共党员。 　　他先后采集植物标本4000多种，在1982年，他公布海南岛维管束植物有4200多种，这比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出版的《海南植物志》记载的植物种类超出700多种；1993年，他统计海南省维管植物多达4680余种，其中600多种为海南特有植物。他还发现了27个海南植物新种和新记录，海南千金藤、小叶千金藤、海南青牛胆、海南萝芙木……其中，发现的海南新种———海南地不容和小叶地不容的拉丁学名就以他命名的。 　　他195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森林专业，先后在华南垦殖局那大育种站、万宁县六连岭海南热带植物园、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海南引种驯化站、三亚市人民医院、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科协、海南师专、海南师范大学工作。历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科协副主席、海南师专副校长、海南大学筹委会副主任、海南师范大学热带生物资源研究所所长、海南省人代会常委、海南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省植物学会理事长等职。（小范） 　　狭小逼仄的书房里，堆满了植物书籍和生平手稿，残缺的放大镜依然立在书桌上的笔筒里，一本摊开的手稿上，放着一副旧损的老花眼镜。6月28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在钟义教授的书房里查看他留下的手稿，发现这不到10平方米的小书房难以转身，而钟老竟在这里工作了将近30年。 　　粗糙简陋的书架上，手稿成堆，由于年代久远，加上经年翻拣修改，手稿发黄、卷边、破损。《海南自然地理与生态环境》《海南省志·植物志》《海南特有植物名录》《西沙考察志》……一部部手稿,记录着钟老毕生对海南植物研究的奉献。 　　在钟老家的阳台上，至今还生长着一株海南地不容，硕大的块状根茎裸露在泥土上，纤细的藤蔓攀越过阳台，是想聆听那再也不可能响起的老人回家时缓慢沉重的脚步声。 　　24岁上初中，28岁上大学 　　1922年，钟义出生在儋州海头镇那历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他的曾祖父、高祖父和祖父三代都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小钟义从小看着祖辈们能用普通的草木治病，觉得非常神奇，也就对山野间的植物产生了莫大的兴趣。 　　然而，家庭贫穷，父母无力送他读书，带着他在家种田。钟义10多岁的时候，日本人侵入海南，为了掠夺海南的矿产资源，日本人抓了很多海南劳工去挖铁矿，钟义也被抓走。机智的少年钟义想方设法逃了出来。有一次被汉奸捉住用铁链锁入牢房，是乡亲们说情及钟义父母卖掉家里仅有的一头牛才赎回了他。为了躲避日本人，他长期在白沙、五指山等山区到处流浪，对海南热带原始雨林有了更多了解。 　　钟义之子钟琼芯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父亲对亡国之痛深刻于心，即使到了晚年，每每听到《松花江上》这首歌时，都会泪流满面。” 　　亲历国难，钟义暗下决心要发奋图强。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钟义不顾家庭贫困，前往琼山中学读初中。这时，他已经24岁了。 　　为了解决学费问题，1948年，26岁的钟义考入琼山高级农业技术学校，这是当时海南唯一一所公立学校，不用缴学费，也不用缴生活费。在这所学校，一本由日本人正宗严敬编写的《海南岛植物志》激发了他的民族屈辱感和自豪感。他深感屈辱的是，海南岛的植物志竟是由一名“侵略者”来编写的；他坚信，海南岛的植物种类远不止2666种。 　　钟义凭自己的阅历判断，认为海南植物远远超过正宗严敬的记录。直到26岁，钟义才明确地立下了一生的志向———为海南编一本植物志。 　　1950年，28岁的钟义考入中山大学生物系森林专业，当时海南仅有两人考入该所大学。28岁才上大学，似乎晚了。但大器不怕晚成，钟义就此奠定了自己一生从事植物学分类的基石。 　　辛苦遭逢，痴心不改植物志 　　1952年，已届而立之年的钟义大学毕业。为了编写《海南植物志》，他放弃了广东省林业厅的工作，主动要求回到海南，进入华南垦殖局那大育种站工作。 　　“那时候，哥哥一直梦想着把海南的珍稀植物收集到一起，建成海南第一个植物园。”熟悉钟义的三弟钟平说，哥哥狂热地投入海南热带植物园的工作中，从1957年至1960年，钟义遍访海南的深山老林，采集各种植物标本。在3年里，他搜集了2000多种植物，引种栽培在海南热带植物园。 　　海南分布新记录———水椰，也正是钟义在那一时期发现的。水椰，是一种孓遗植物，非常珍贵。钟平回忆，发现水椰时，哥哥钟义曾遭遇台风，在野外被困了好几天。水椰的发现，轰动一时，还吸引了苏联同行专家前来考察。 　　似乎上天要故意苦其心志，1963年，海南热带植物园被改为农场，钟义3年搜集的2000多种植物全部被拔掉，全园改种橡胶。 　　一波未平一波起。40岁的钟义正值壮年，然而，在“文革”这样的动乱年代，个人就好比沧海中一粒不能自主沉浮的粟子。钟义被扣上“资产阶级黑尖子”等一大串莫须有的罪名，批斗、写检查。他失去了一个科学工作者搞科研的基本权利。1972年，钟义被下放到崖县五·七干校养猪种菜。“父亲没有一蹶不振，他还是偷偷搞植物调查，采集标本。他还把植物知识用在了养猪上，他养的猪是最肥的。”钟琼芯说，父亲后来常对他笑谈这段经历。 　　“文革”结束后，钟义进入崖县（现三亚市）人民医院工作。“他既不是医生，也不是药剂师，更不是医院领导。”当年的同事蔡声礼说，医院没给钟义安排任何岗位，但他什么工作都要去做。 　　曾在三亚市人民医院五官科当医生的周道璋说：“让人感到惊讶，他能从煮过的中药渣里，辨认出植物种类。” 　　80多岁，他还在野外考察 　　“要干好植物学分类，没有别的窍门，只有寻找，不停地寻找，不停地采集植物标本。”这是钟老常对人讲的一句话。 　　曾任海南师范学院副院长的老干部王辉丰至今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末，钟义野外调查发现了一种新记录植物滨玉蕊。他发现后不是急于发表论文，而是采回3棵种子在校园育苗。“三棵种子都发芽了，其中一株小苗送给了王越丰，现在仅余一株，长得粗壮高大。”王辉丰说，直到育苗成功，钟义才发表了关于滨玉蕊新记录的论文。 　　钟义的野外调查从未终止过。年近70岁时，他参加了海岛综合资源考察；70多岁时，他到西沙、南沙考察，调查岛屿植物。甚至在去年，他还以80多岁高龄，应邀参加了野外考察活动。 　　海南大学热带生物工程研究中心植物学高级工程师黄世满说，钟老热爱植物分类研究，一次去海南岛西部调查回来送给他一小诗——— 　　“鸡尖果熟木棉红，乌墨枫香新叶浓。百里橡胶出嫩叶，岛西二月正春中。” 　　那字字句句，满溢着对海南植物的热爱。 　　退休后，钟义仍精研不辍。同事黄澜回忆，“夏天晚上到他家里，发现他总是穿着野外调查的长裤长靴，原来他晚上要通宵达旦工作，穿成这样是为了防蚊。” 　　他穷其一生求索，手稿等身，却换不来一本公开出版的专著；荣誉证书、奖章、奖状几箱，却换不来金壁辉煌。他去了，想为后人留下一本植物工具书的梦想，尚未实现。 　　魂兮归去，空留遗憾 　　然而，集大成者，倾注着老人毕生心血的是《海南植物志》（补编），因为尚有钟老统计出的1000多种植物未收录进去，钟老希望能公开出版这本书。这样，即使在他身后，也能为后人留下检索海南植物的工具。 　　然而，老人一生轻利薄财，清贫如洗，没钱出书。“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在钟老家中，海南日报记者只看到一部小电视机、一台冰箱和两把电扇，别无长物了。房间满载的是书籍、手稿、笔记本以及各种植物标本。 　　钟琼芯默默收拾着父亲的遗物，两个大木箱里装满了钟老一生获得的各种荣誉：“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先进工作者”、“科技进步奖”、“优秀党员”……这是钟义留给孩子们最好的遗产。 　　3月16日，在三亚老家过春节的钟老不幸中风，急送入三亚市人民医院治疗。6月16日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中午1时许，钟老在老伴、两个儿媳妇和侄子的护送下回三亚，下午3时25分，车行至牛岭，即钟老发现水椰的地方，钟老轻咳两声，氧气瓶里最后一个气泡湮灭了。 　　若海南草木有知，若海南草木有情，此刻当为钟老的陨落，低首垂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