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撼人心魄的场面，没有华丽动感的背景，没有刻意而为的渲染，只在朴素的方寸之间，记载了走出战火硝烟后那份内在的从容、喜悦和庄重。很难猜得出，这张充满宁静与温馨的合影，就是解放战争最后的胜利———海南岛全境解放后的“会师照”。 　　更加鲜为人知的是，它不仅是会师照、祝捷照、送别照，还意味深长地蕴含着一层特殊的历史意义。 　　定格——— 　　祝捷会前的“小插曲” 　　当年十五兵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杨迪，在解放后出版的著作中，生动记述的一段“小插曲”，切活了这张半个多世纪前留下的珍贵合影。 　　1950年5月10日下午，酝酿了5天的海南岛全境解放祝捷会议就要开始了。会前，负责组织这次会议的宣传部副部长戴夫说，他看到海口市有一家照像馆，就去问了他们能不能照集体像，照像馆的摄影师说可以，他想请摄影师给来开会的两个军和琼崖纵队领导同志一起照张纪念像。“好呀，你想得太好了”，作战科科长杨迪应声赞同，他请戴夫在开会的会场前面准备好，并立即报告四野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 　　参加照像的是43军和40军两个军的领导同志，琼崖纵队的同志则请冯白驹同志定。杨迪安排好参加照相的人员后，就站在摄影师旁边看。十二兵团副司令员韩先楚喊道：“杨迪，你站在那干什么，赶快来排队，我们一起照。”邓华司令员望着杨迪，示意要他参加。43军军长李作鹏也说，“快来，就站在我的旁边。”杨迪便站到了李作鹏的侧后。43军政委张池明就在前排左一的位置站定了。 　　一切都来得自然朴素，每一个微笑都发自内心。他们是解放海南的功臣名将———张池明、冯白驹、邓华、韩先楚、李作鹏……他们用淡定的微笑告别艰险的战斗，他们用简朴的军装记录辉煌的战果，他们用紧靠的肩膀见证胜利的会师，他们用从容的眼神迎接美好的未来…… 　　声势浩大的解放海南渡海大会战，此时此处沉淀为动人的平静与和谐，放射着一种撼人的力量。 　　背景——— 　　“祝捷大会”改为“祝捷会议” 　　一次温馨的历史团聚被轻轻定格；一次不平凡的会师被永远珍藏。祝捷会前的这段“小插曲”，成就了这光荣而又神圣的一瞬。 　　就在拍摄这张合影的前5天———1950年5月5日，新华社广播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向海南岛解放发出的贺电，中南军政委员会也发出祝贺胜利的命令。邓华司令员决定，在海口举行解放海南岛的庆祝活动。 　　怎么庆祝好呢？邓华首先想到琼崖纵队。他跟部下说，如果没有琼崖纵队的配合，海南岛解放不可能这样顺利，所以庆祝活动要突出琼崖纵队。就具体怎样庆祝，他问到作战科长杨迪有什么意见。杨迪说，四野这最后一仗的胜利气氛应该隆重热烈一些。他建议，一是按照兵团解放广州市那样，组织一次声势浩大的解放军正式进入海口市的入城式，二是请两个军和琼崖纵队团以上主要干部到海口，召开一次庆祝胜利的祝捷大会，让琼纵各总队团以上主要领导与两个军的团以上主要领导见见面，同时，40军就要离开海南岛了，所以这个会既是祝捷会，又是会师会，又是欢送会。 　　当天上午的入城式，杨迪用“非常动人”、“非常感人”来描述热烈激越的场面。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琼崖纵队的指战员们，只经过几天训练，穿着崭新的服装，迈着整齐的步伐，昂首挺胸雄纠纠、气昂昂地走在海口大街上，海口的男女老幼全部出来了，向他们鼓掌、喊口号，琼纵的战士也高呼着口号行进，老百姓眼里噙着泪花，掌声欢呼声一阵高过一阵。 　　解放海南岛是解放战争中最后的战役之一，也是一次最艰苦的渡海作战。在迎接最后的胜利的一刻，怎能不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呢？ 　　而与入城式相比，当天下午部队内部举行的祝捷会议，开得波澜不惊。曾经提议的“祝捷大会”，那天为什么改为“祝捷会议”？这是因为，当时没有条件开大会，部队刚刚打完仗，非常疲劳，又分布在全岛各地。如果开大会人员太多，没有地方住，也管不了吃。而5月的海南岛，天气已很炎热，祝捷会也不能开在露天。邓华当即确定，兵团前指只召开团以上主要领导干部的庆祝会议，然后由两个军和各师、团分别去开庆祝会。 　　由两个军的团长、政委、师长和军的领导约60多人，琼崖纵队3个总队10个团和纵队的领导约40人，总共100多人参加了祝捷会。会议无法安排吃住，两个军和琼纵也都是各自安排自己的吃住，而会后大家就各自回去了。 　　正因为一切操办得太简单，会前安排的那个“小插曲”，份量就格外重；那一瞬间留下的合影，见证历史的价值就更是非同一般。 　　揭秘——— 　　为什么选在五公祠？ 　　“简单却很深沉，朴素但很庄重！”海南学者钟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尽管当时没有条件召开“祝捷大会”，会议还是在选址上作了用心的安排。史料证实，祝捷会议选择在府城五公祠附近的一个剧场内召开，会前的这张《解放海南岛诸首长留影纪念》，就摄于五公祠主楼旁的苏公祠前。 　　为什么选择在五公祠这个地方？钟一分析认为，这并非是一种巧合，而是一个深含特殊历史意义的选择。 　　钟一说，在国民党统治下，五公祠曾经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场所。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之前，广东国民党的军政要员纷纷逃到海南，大名鼎鼎者诸如：广东省主席薛岳、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等。迁到海南的广州绥靖公署所在地，就设在五公祠内。同年10月30日，蒋介石派东南军政长官兼台湾省主席陈诚，由台湾乘专机到海南。陈诚到海口后，立即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决定成立海南防卫总司令部，确定薛岳为海南防卫总司令，统一指挥国民党海南的陆、海、空军部队。这次秘密军事会议的地点，就在五公祠内。 　　五公祠在当时海南特区行政长官陈济棠的心目中，可是高看一眼的。钟一笑着说，当时薛岳、余汉谋相继逃到海南后，陈济棠还竭力相见，与他们推心置腹，并邀约此后共同患难，共同生死，共挽危局，并曾再三表示：琼州府城有五公祠之历史，我们三人应矢志共患难、同生死，如必要时，矢志牺牲，不成功则成仁，而成为“八公祠”。 　　历史给陈济棠开了个玩笑，随着陈诚的到来，让徒有广东省主席虚名的薛岳主持海南防务，余汉谋还一度任海南特别行政区副长官，陈济棠大权旁落，最后与薛、余败逃到台湾，皆客死他乡，“八公祠”之梦遂成泡影。 　　可以说，国民党在海南最高军事指挥机构的瓦解和崩溃，导致了蒋介石在海南的心脏最终衰竭。中国共产党解放海南岛的首长们，将最终胜利的会师定格于五公祠，显然昭示着深刻的象征性历史意义。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