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定格在1958年11月10日。这天，刚成立两个多月的海口市郊红旗人民公社在府城集会，为2万多名社员发放第一笔工资。时任海口市郊委书记的符国道，在会上充满激情地说：“吃饭不要钱，每月发工资，共产主义距离我们不远了。” 　　“过去能吃饱饭就不错了，现在还能跟城里人一样领工资，我们盼望已久的幸福生活今天实现了。”红旗公社白龙大队夏瑶村的孙碧玲，领到工资后喜不自禁。海南日报记者杨清朗当时正在现场采访，他及时按下快门，记录下这历史一瞬。 　　据悉，为了庆祝实行吃饭不要钱和第一次发放工资，社员们在当天发放工资典礼大会以后，举行了各种文娱体育活动。广东琼剧团、海口琼剧团、人和剧团和海军部队的两个电影队，都为社员们演出和放映电影，全体社员联欢直到深夜。 　　但是，由于脱离了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实际，海口红旗公社的道路并没有走多远。 　　一哄而上 公社红旗插遍全岛 　　195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地并为大社的意见，全国各地试办了一些一千户以至几千户的大社。七八月间，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公开宣传毛泽东关于建立人民公社思想的鼓舞下，河南、山东等许多地方闻风而动，开始建立人民公社。据《海南史志网》记载，同年8月22日，海南区成立了第一个人民公社———海口市郊红旗人民公社。这个人民公社由海口市郊3个乡、6个农业社、1个渔业社、1个国营农场的7000余户组成。 　　老报人潘干回忆说，海南随即迅速掀起建立人民公社的浪潮。1958年9月17日，海南区党委召开广播大会，区党委第一书记林李明发表广播讲话，号召全党全民动员起来，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把人民公社的红旗插遍全岛。广播大会后，全区各地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社，仅仅过了一个星期，全区就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今年78岁的吴乾光老人，曾经担任过海口市郊红旗人民公社的办公室主任，谈起过去那段经历，仍唏嘘不已。当年红旗公社成立时，吴乾光正在广州学习，后来才得知，当时任命他为人民公社办公室主任，办公就在白龙乡的龙歧庙。等他从广州学习归来，公社早已搬到府城，他连办公桌在哪儿都还不知道。同年12月1日，海口市和琼山县合并，成立了海口市府城人民公社，户数上万，人数超过4万人，成为当时人数最大的公社。但这种一哄而上的行为并没有持久，并大县建大社的弊病开始显现，1959年10月，府城人民公社开始拆分。 　　一厢情愿 人民公社无比优越 　　人民公社建立后，大力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海南各地的人民公社普遍按照这“三化”建立起高度集中管理的制度，将劳动力按军队编制建立班、排、连、营、团，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从事生产活动。 　　当时海口城郊红旗人民公社共成立了11个营。其中以第五营最大，包括大英村、盐灶、八灶、义龙、玉沙、龙昆、南门、锦山等地，人数最多达2万余人。第八营是指城南大队、白庙大队，现已成为城西镇一部分。 　　今年75岁的邢福銮老人，当年曾任海口市郊红旗人民公社团委书记、武装部长，是当时社里有名的笔杆子。老人回忆说，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由于组织有序分配合理，不少农民尝到了甜头，所以人民公社刚成立时，得到很多人的拥护。 　　邢福銮拿出当年一张发黄的报纸，上面清楚地记录：“第八营年近古稀的老社员薛日焞说得好：谁想到土改到现在才5年，就做到每天三顿干饭啦，而且吃饭不要钱……合作道路好比上天梯，这句话真是不错，现在人民公社真是进了天堂啦。” 　　文章结尾感叹道：“薛日焞的这一席话，不正道出了社员们的共同心声吗！” 　　在省档案馆，至今仍保存着中共海南岛区委员会农村部的手稿，当时通讯组一篇文章标题就是：《公社人多力量强，生产生活日升，新村公社一天等于二十年》。文章说“以渔民为主组织起来的陵水县新村人民公社，20多天来在生产生活等方面都起了巨大的变化，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性”。社员们看到建立公社后20多天来生产生活方面出现的新面貌，作歌歌颂曰： 　　“公社人多力量强，能翻山岭倒海洋； 　　多年理想今实现，定把渔村变天堂。” 　　一大二公 高度集中管理体制 　　海口市委党校教授鲁兵从事党史研究多年，在他即将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海南社会主义时期》一书中，对人民公社多有涉猎。鲁兵认为，海南建立的110个人民公社，具有“一大二公”的特点。 　　所谓“大”，就是指人民公社规模和经营管理的范围比农业合作社大得多。就规模而言，一般一乡一社，有的甚至几个乡一社，全区原有的4694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110个人民公社，一社几千户以至万户以上；从经营管理范围来说，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农业生产组织，一般以从事农业经济活动为主，而人民公社则是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社会基层单位，是政社合一，既有经济经营管理职能，又要履行基层政权职能，还要管各种社会问题。 　　所谓“公”，就是指人民公社的公有化程度比农业生产合作社高得多，在所有制方面，人民公社要向更高的公有制发展，不仅把社员的全部自留地、家畜、林木果树以至房基收归社有，取缔农村原有的小商小贩、集市贸易和家庭副业，而且要迅速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在经营管理方面，将几十个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同的合作社合并后，一切财产上交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在全公社范围内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在分配方面，实行工资制和部分供给制，海南从11月秋收后开始实行工资制和吃饭不要钱的粮食供给制，其中粮食供给制具体规定：实行每天三餐干饭，每人每月（大人小孩平均计算）大米31－36斤；吃菜、吃油、烧柴均由公社和所属的食堂统一安排。 　　海南区党委第一书记林李明为此对《海南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认为农村人民公社实行粮食供给制和每人每天供应三餐干饭，是海南人民破天荒的大事，是继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的最重大事件。　　 　　一败涂地 极大破坏全区经济 　　今年81岁的梁兴基曾在红旗公社白龙大队当过大队长。他说，这一切都是为了便于组织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白天用镜子反光增加光合作用，晚上点上汽灯深翻土地，吃饭则在公共食堂。参加会战的男女劳动力就集中食宿在工地，中小学校学生集体住校，小孩送托儿所、幼儿园，老人送敬老院等。 　　吴乾光认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基本特征表明，人民公社是生产关系变革急于求成、社会制度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产物，完全脱离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实际，尤其是初期的人民公社，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色彩，根本没有考虑个人干多干少的报酬和穷队富队的历史现状，加上人多势众难于管理，大锅饭很快就把原有的一点积蓄都折腾光了。 　　吴乾光回忆说，他后来从公社出来，在第五营当书记。第五营当时就在大英山，地处海口中心，由于吃饭不要钱，来海口办事的社员，多在那里吃饭。刚开始吃干饭，后来米不够就吃稀饭，最后变成地瓜饭。吴乾光记得很清楚，当时海口的东西湖还是一片水田，种的几百亩空心菜都吃光了。 　　梁兴基叹口气说，当时发的工资，都是大队种花生、芝麻卖的钱，公社首次发工资就拿出4.5万元，没几个月就撑不住了。后来别说吃干饭，连饭都没有吃的时候，是他组织社员偷偷将榨完油的油饼拿回来，救了不少人的命。 　　鲁兵分析说，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次不成功的探索。在海南，广大干部和群众也同全国人民一样，抱着迅速改变我国和海南经济文化落后面貌的迫切愿望，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人民公社化运动。但是，由于人民公社化运动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对海南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海南人民也因此遭遇到海南解放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困难。 　　幸运的是，失败的尝试很快得到纠正，人民公社在经历艰难与波折之后，最终被科学健康的发展思路和模式所替代。 　　（本报海口8月27日讯） 　　本报记者 文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