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50年前的黑白照片。背景是一处荒坡野岭，一支医疗队冒着酷暑进山，他们扛着药箱，背着喷雾器，带着行李，脸上没有一丝抱怨和退缩。相反，个个大步流星，精神抖擞，很快将连绵群山和大片农田抛在身后。 　　“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早在唐代，琼州就是令人不敢涉足的“鬼门关”。由于疟疾流行猖獗，终年不断，海南岛曾是历史上有名的“瘴疠之地”。 　　这张名为“为民除害灭病去”的照片，记录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海南疟疾防治队在琼中工作的一个片断。那一年，海南岛发动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全岛抗疟运动，正式向肆虐了千百年的疟魔开战。原省热带病防治所专家司有忠、徐凤，当年就战斗在海南抗疟一线，他们在驱逐疟魔的斗争中挥洒青春与热血，也亲身见证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历史瞬间。 　　历史上的“瘴疠之地” 　　“过去我们常念的‘三亚、陵水，有命去无命回’，是指没有免疫力的外地人进入这些地区，十有八九都会被感染。”司有忠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疟疾是一种由按蚊传播的寄生虫病，病原体是疟原虫。由于热带地区的环境条件适合按蚊传播，海南岛曾是我国疟疾地方性流行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解放后，疟疾肆虐依旧。1950年代初，疟疾疫区已遍布海南全岛各县市，超高疟区和高疟区连成一片。据1955年的疟疾疫情专报，全岛疟疾发病286745例，死亡287例，其中恶性疟占半数以上。 　　1952年5月，广东省雷琼疟疾防治站成立。那一年，从海南医专毕业的徐凤与其他五位同学到广东省雷琼疟疾防治站报到。当年，穿过超高度疟疾流行区的海南中线公路，刚开工即面临疟魔肆虐，雷琼疟疾防治站奉命搬迁到琼中新市开展疟疾防治，配合公路建设。 　　琼中新市是疟疾超高流行区，外地人进入十有八九会被感染。徐凤和几个同事也全部感染过疟疾，反复发冷、发热、头痛。“当时的生活条件相当艰苦，住的是草棚，买不到蔬菜，只好自己开荒种；没有理发店，只好自学后相互帮忙理发；买不到猪肉，只好跟黎族农民买活猪，自己杀猪榨肉炼油，猪肉用盐腌成一小块一小块慢慢吃……”徐凤回忆。 　　“当时疟疾传播很快，平均一公里路就要死一个人。”司有忠虽然没有参加那次疟疾防治，但关于这段往事他听得太多太多了。“听参加防治工作的老同志讲，当时用阿的平片剂来治疗疟疾，有时昏迷的人太多了，片剂的药效又太慢，他们就想办法把阿的平磨成粉末，经过过滤加工成针水来抢救病人。” 　　卫生部建抗疟“黄埔军校” 　　海南疟疾肆意的情况，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当时，强大的外援力量源源不断地涌入海南岛。1951年，中国红十字会曾派出50多人的医防大队，从儋县南丰步行到白沙、乐东等地开展疟疾防治。 　　1953年，卫生部派出专家，在海口建立近百人的中央卫生研究院海南岛疟疾研究站，下设东线（兴隆）、西线（那大）两个分站。研究站的主任，就是我国著名疟疾专家何琦教授。何琦也是我国著名的医学昆虫学家，他发现偏好人血的微小按蚊正是海南岛疟疾传播的“罪魁祸首”。这种微小按蚊中的吸血雌蚊多数留栖室内，幼虫则孽生于溪流、渗出水、沟渠等环境中。长期困扰海南人民健康的难题，终于找到了根源。 　　“海南岛疟疾研究站可以说是培养我国抗疟技术人员的‘黄埔军校’。”司有忠说。从1954年至1957年，海南岛疟疾研究站先后在海口举办各种全国性培训班，为全国20个省、区、市及海南培养了专业技术骨干117名。以依沙耶夫教授为首的苏联防治疟疾代表团，也来到海南给全国抗疟干部进修班讲课。当时，全岛防治疟疾专业技术人员已有160多名，这为以后的疟疾调查和海南抗疟运动打下了基础。 　　1956年10月16日，卫生部发出《疟疾防治规划》，提出7年内基本消灭疟疾的目标。广东省政府把海南的陵水县和保亭县两个高疟区列为灭疟重点县，从1958年开始两县开展了大规模的抗疟试点，为以后的全岛大规模的抗疟工作积累了经验。 　　钱信忠陶铸发动灭疟运动 　　1959年，卫生部在湖南长沙召开全国寄生虫病防治会议，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在与专家座谈时，向何琦等提出一个问题，“根据云南消灭疟疾的经验和国外在一个岛上消灭疟疾的范例，可否在海南岛发动一场抗疟运动？”  　　提议得到广东省委书记陶铸的支持。于是，卫生部与广东省就“消灭海南岛疟疾”的任务达成了协议。在广东省委的支持下，海南行政区党委成立了海南行政区除害灭病领导小组，一场疟疾攻艰战就此打响。 　　1959年6月，海南行政区党委在琼中县召开灭疟誓师大会，部署全岛灭疟群众运动。那一年，司有忠刚从海南医专毕业就参加了中央除害灭病工作组，当时誓师大会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当时各县县委书记、宣传部长和各级卫政领导都参加了灭疟誓师大会，要求各市县委第一书记挂帅，发动群众人人参加抗灭疟运动。” 　　会后，各市县、公社党委层层成立了灭疟指挥部，制定抗疟方案，组织了一支全岛各级医药卫生人员、专业技术员、假期学校师生参加的万人抗疟队伍，广东省卫生厅也派出省卫生防疫站、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的一批专业技术人员前来支援。 　　经过40多天的日夜苦战，抗疟大军对全岛超高度、高度疟区80多万人口的居住房屋进行药物喷洒，有效地杀灭了主要传疟媒介小按蚊。同时，超高度和高中低度疟区内的120万居民集体服用抗疟药。据省疾控中心提供的资料，当年，全岛疟疾年发病率比上一年下降了60%，居民带疟原虫率下降了40%-60%。 　　带着行李和大米去抗疟 　　一个个下降的数字，凝聚了抗疟人员多少汗水与心血，乃至付出的生命。一幕一幕，在当年亲历者的记忆中翻涌着，清晰如昨。 　　“那年我才19岁，和医疗队的同志一道沿着昌化江流域去抗疟。那时候，进山都是靠两条腿走路，去一个村子一走就是大半天。我们背着喷雾器、药箱，带上行李和大米，一路上逢山过山、逢水过水。饿了，就在路上用饭盒煮饭吃；渴了，就喝一口清洌的山泉；夜了，就住在黎家搭在船形屋外的草寮里。”司有忠语气平淡，昔日的艰苦似乎都已风轻云淡。 　　山区里雨水很多，动不动就碰上山洪暴发，寸步难行。“比较麻烦的是过河，有时我们就几个人手拉手一步一步地走过去；有时用竹子捆成排，将药箱吊高、行李放平，人站在竹排上划过河。有一次，在昌化江上游穿越河道时，竹排被湍急的河水掀翻，有两位同志猝不及防落入水中，险些遇难。” 　　生活的艰苦还好克服，最难的是开展工作。有的村民有个习惯，生病了就先找道公或抓些草药自己治疗，最后实在不行了才找医生。司有忠还记得，当时在东方县东河镇的东方村，他通过化验一位14岁黎族小姑娘的血样时发现，血液中有大量大环状体和罕见的恶性疟大滋养体存在，这是一例症状凶险的恶性疟疾病人！可此时，小姑娘已被家人带走了。他赶紧找乡长，发动群众将小姑娘找出来，等到第二天小姑娘被抬到卫生站时，已进入昏迷状态。经过两天的紧急抢救，小姑娘终于转危为安。 　　“我们常常是先做群众工作，后开展科学研究。搞疟原虫研究，得抓传染媒介蚊子，而抓蚊子得在夜里抓，得用自己的身体去引诱蚊子，抓到蚊子后得连夜解剖……常常一干就是一个通宵。在疟疾超高、高发区，没有免疫力的外地人进去，十有八九都会被感染，我们这些搞疟疾防治者大都染上疟疾，我本人也前后三次感染过疟疾病，有一位同志还因染上钩端螺旋体而因公殉职。”回忆往事，司有忠的眼睛有些潮湿了。“大凡研发防治新药，都先在防治人员身上做试验，然后才在老百姓中推广应用。我们都做过新药试验，都感受过新药的副作用……” 　　半个世纪的抗疟成就 　　1960年后，8万余名退伍军人及其家属进入海南岛参加农垦建设。由于建场仓促，居住、生活条件差，外来人员无疟疾免疫力等，导致疟疾患者增多，局部疟疾发病率又开始回升。针对新情况，1962年全岛疟区重新划分为高、中、低三类，根据疟区不同情况，分别采取控制传染源、杀灭传疟媒介和保护健康人群三者兼治的综合性防治措施。 　　这场众志成城的全岛性抗疟运动，一直持续了半个世纪。 　　“如果没有1959年这场大规模抗疟群众运动开的好头，海南今天的疟疾防治不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这可是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啊！”回望这段历史，司有忠感慨道。 　　经过50年艰苦卓绝的持续防治，海南已经有效控制了疟疾流行，疟疾的危害也已减少到很低的程度。在2003年的抗击非典中，海南还赢得了“无疫区”的金字招牌。昔日的“瘴疠之地”，今天已经变成了海内外游客向往的“健康岛”、“长寿岛”。 　　（本报海口8月31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