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电视台是我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起点。不需要打开日历，我永远记得那是1992年7月6日，我来到长春电视台报到，当时的台长毕可信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新来的研究生，还是党员，听说文章写得不错，到办公室当秘书吧。” 　　办公室工作对于许多人来说是求之不得的美差，不需日夜奔波，没有风吹日晒。可我偏不识抬举地说：“台长，我想搞新闻业务。” 　　毕台长点点头：“那你去总编室吧，先学业务管理，学好了再到一线。” 　　一个月后，毕台长找到我：“小孔，怎么样？在总编室很好吧。” 　　“我还是想去新闻部。”我抓住机会，再次提出了要求。 　　毕台长鼻子哼了一声：“那好吧，干一年新闻，然后到办公室写材料啊。” 　　几天后，我如愿调到了新闻部做记者。一年里，我跑遍了长春市的所有社区、大部分乡镇，走访了大量企事业单位，采访工农业生产，报道城市建设，关注民生新闻，追踪突发事件……有时为了抓新闻，在农村老乡家一住就是一周，平均每天发稿两篇以上，工作越来越得心应手。 　　正当我准备在新闻一线大显身手的时候，却被通知去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工作，原来又是毕台长的推荐。面对我的疑惑和不解，他充满期待地对我说：“记者好找，台长难寻，做媒体工作一定要懂政治、讲大局，到宣传部好好学习锻炼，长春台的未来靠你们了，小伙子，努力吧。” 　　就这样，我在这位少年起就从事革命新闻工作的老前辈的关注下，在同事和朋友们的鼓励支持下，在市委宣传部新闻管理的岗位上一干就是七年，直到2000年8月调到长春有线电视台主持工作，并于次年6月因两台合并重新回到长春电视台工作。  　　与新闻结缘，与快乐相约。那是一段多么值得回忆的岁月啊，阳光是那些日子的主色调，成长是那些日子里的主旋律，而良师益友则是那些日子里最宝贵的财富。 　　刚刚入行时，只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和对电视工作的喜爱，但对怎样做节目并不了解，尤其是对编辑、摄像等技术问题一无所知。当时的总编室主任郭广忠担当了我新闻业务的领路人，他经常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这些新记者讲解怎样采访，怎样抓新闻，怎样写电视新闻稿。他常说：电视新闻只有很短的几分钟，但是内容很丰富，要有整体的概念，还要有细节，要会讲故事，更要让镜头说话。直到今天，他的这些真知灼见还影响着我。最难忘的是遇到困难时，他总是拿出自己创作的诗歌给我们大声朗诵，那份克服困难的信心，那种对电视的热爱与对朋友的真情深深地打动和感染着我们，所有的拦路虎就在这份干云豪气中消失殆尽。 　　我兼做了半年时间的新闻编辑，每遇困难，都是王品、姜守彬和宋英来帮助解决，他们对新同事的关心和帮助令人难以忘怀。每逢节假日，总是张树东代我承担工作而让我回家和亲人团聚，每当想起才华横溢、坦荡耿直却英年早逝的树东，我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总是想起当年我们相约去拿中国新闻奖的约定。可以告慰好友的是，从2002年起，我连续两次获得了中国新闻奖的二等奖和三等奖，获奖证书上虽然出现的仅是我的名字，但我知道这荣誉应该有树东的一份。  　　在长春电视台，我度过了一段激情浪漫的难忘岁月，当时我和王作含、赵玉东一起住在台里的单身宿舍，常常是面红耳赤辩曲直、促膝谈心诉衷肠，常常是聊起理想、聊起新闻、聊起电视就兴奋起来，把曹冬雁、王中庆、蒋鸿雁、孙荃几个年轻的朋友喊来，搬来成箱的啤酒痛饮，为我们献身新闻事业的理想吟诗放歌。 　　还记得和位崇华、王宇翔、鞠斐一起去南京参加中广协会的培训班学习，学习刚结束我们就跑到上海玩，在街边小店里，我们三个小伙子喝光了店里仅有的四瓶二锅头酒，气得位崇华宣布再也不带我们出来了，可第二天她还是高兴地找来上海台的朋友请我们吃饭并介绍做节目的经验。 　　回长春的路上，我和位崇华乘坐的火车在沈阳脱轨起火，慌乱中很多人跳车受伤，职业素养让我们沉着冷静地向周围的人伸出援手。事后位崇华对我说：“我看你遇事很镇定，很有主见，将来怕是要当台长的啊。”我笑着说：“那你要做榜样啊。”后来，我和位姐每次见面几乎都要谈到那段经历，直到我们真的都当了台长。 　　2004年7月，我经过公开选拔来到海口广播电视局（台）担任局（台）长，三年后，又经过公开选拔到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担任副台长。从东北来到海南，在椰风海韵中感受奋斗激情的同时，当年的青春岁月和为了新闻事业无悔奋斗的美好时光，也时常在心底回荡，故乡的师友也常在梦中怀想。那份割舍不掉的情，那份割舍不断的缘，如同尘封的美酒，悠远而绵长，如同铭刻心底的老歌，深情而激荡。 　　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在庆祝新中国60华诞的时候，我和我的同行们愿意一如既往，站在中国这艘巨轮的船头，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瞭望激流和暗礁，祝福我们深爱的祖国一路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