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南日报记者 文刚  实习生 丁静 　　1949年10月1日上午，北京天安门广场。来自首都各界的工人、学生、干部、市民、城防部队约30万众，举着临时赶制的五星红旗，还有用红绢糊的五角星灯，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开国大典。原海南省委书记阮崇武那时还只有16岁，正是一名高二学生，刚刚跟随大部队由延安来到解放了的北京城。 　　鬼子投降 我们高兴地跳高声地唱 　　阮崇武的父亲阮慕韩早年留学日本，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以大学教授的公开身份，在平津一带进行地下党活动，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离开北京，在晋察冀边区工作，后转移到延安。阮的母亲独自抚养家里7个孩子。1943年，日本军队横行中国，一旦阮家的抗日背景暴露，全家人性命堪虞。阮母在万般不舍之下，决定让15岁的三女儿带着10岁的大儿子离开北京，去寻找父亲。带着抗日的憧憬和生的希望，1943年的年底，阮崇武和他的三姐，在地下交通员的护送下，历经半年的时间，千里奔走，几经转折，从北平走到了延安。这一别就是6年。 　　从1944年5月4日到达延安，到1945年10月底离开，在延安的短暂生活，为阮崇武的一生打下了深深的红色烙印。生活虽然艰苦，但革命圣地的火热激情，却滋养了他坚定的革命信念。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那一天，是阮崇武对延安生活记忆最深刻的一天。就在那天晚上，住在宝塔山对面的窑洞里的阮崇武看到，四周山头上相继点起了火堆，好多人用喇叭高声喊“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大家都冲出窑洞，高兴地跳，高声地唱，山头和山头之间歌声激荡…… 　　鬼子投降了，阮崇武跟着部队离开延安一路行军，到达张家口，进入了边区联中。后又随学校回到了刚刚解放的北京，进入了北平师范大学男附中。 　　揣上馒头 广场拉歌欢呼等盛典 　　“1949年10月1日早上六时多起床，吃完早饭，学校就组织我们出发了，每人揣上两个馒头，直奔天安门广场。我们学校位于宣武区和平门南新华街，毗邻天安门广场，不一会儿功夫就到了。”虽历经六十年时空转换，阮崇武依然鲜活地把我们拉回开国大典那激动人心的一天。 　　当时天安门广场上，有东西三座门(正式名称为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及南面长长的甬道，甬道两边是长长的红墙，正南门即砖石结构的中华门都还存在，形成了一个丁字形的封闭的会场。与8个月前北平刚解放时的天安门前相比，可说是焕然一新，广场也宽广平坦多了。 　　此外，在现在国旗旗杆的地方竖了一根当时看来已很高的旗杆，旗杆上有一个金色的顶。中华门外正阳门、前门箭楼两旁的许多建筑物上都张灯挂旗。“北平东站”、“北平西站”的大字一夜间都改成“北京东站”、“北京西站”了。金水桥北没有现在的观礼台，只搭了两个简单的台子，供大会指挥和外宾观礼。 　　“我们学校分配的位置较偏，在天安门广场南部，离阅兵仪式的长安街挺远，同学们来到广场上，大家一起拉歌，一起高喊‘毛主席万岁’，热情高得很。广场上的群众分区席地而坐，很有秩序，没有人乱走动。” 　　“转眼到了中午，同学们啃着馒头，没有水喝，就硬咽下去。”阮崇武说，在天安门广场上七八个小时里没上过厕所，累了就在地上坐会儿，每个人都积蓄着热情，等待着。 　　开国大典 欢快浸满每个人的心 　　下午2点55分，毛泽东和一代开国元勋们经由新华门来到天安门，从西头马道登上天安门城楼。在金水桥南大约50米处的以华北军区军乐队为主组成的联合军乐队，奏响了《东方红》乐曲，广场上的人群欢声雷动。“毛主席的讲话从天安门广场的喇叭中传来。”时至今日，阮崇武模仿着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惟妙惟肖。虽然看不到长安街阅兵和群众游行队伍，大喇叭传来的每个字他都刻在心里。 　　阮崇武说难忘升国旗仪式，新中国的第一面耀眼夺目的五星红旗顺着旗杆，冉冉升起，与此同时，54门礼炮齐鸣28响。54门礼炮象征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中的54个民族；28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英勇奋斗的28个春秋。广场上人群安静下来，注视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而美丽的五星红旗。随后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军乐的奏鸣中开始了阅兵式。每通过一个受阅部队，广场上都是一阵热烈欢呼，“虽然我们不能亲眼看到，但是欢快的气氛已经浸满每个人的心。”阮崇武说，“飞机飞过，有大有小，型号不一，但是在自己头上飞的不再是狂轰乱炸的日本飞机，也不是国民党飞机，而是人民军队自己的飞机，这是多么畅快的事儿啊！” 　　1952年，阮崇武作为留苏预备部的学生，参加过新中国成立三周年的国庆群众游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作为公安部长、劳动部长的他也曾多次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过国庆群众游行，“但都没有开国大典那样激动人心。”  　　阮崇武说今年的国庆阅兵一定会守在电视机前。60年，是新中国沧桑巨变的复兴梦想；60年，是中华民族饱经风雨的奋斗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