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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在大街上看到男人哭，是在海口。
打着手机，流着眼泪。
边走，边打电话；边打电话，边流眼泪。
一个男人。
我刚到海口的那个傍晚，牵着儿子的手在街头闲逛。“那个叔叔怎么了，妈妈，他怎么哭着？”
示意儿子不要说话，拉着快步走过去。不让儿子回头看，我的心却一直回头看。不断地有几个字，在心板上跳来跳去，“海南男人，海南难人”。
“叔叔为什么哭啊，妈妈？”儿子还在问我。
“你说呢？”我反问。
“他妈妈打他了？”儿子猜一句。
“是啊，可能和妈妈生气了，也许是妈妈在气他，气得哭了？”我也猜一句。
“是和小朋友打架了吧？”儿子又猜一句。
“是吧，也许是朋友间、夫妻间或者什么人之间，有解不开的结？”我也又猜一句。
“是不是叔叔也把油画棒弄丢了？”儿子可能联想到他把油画棒弄丢了，到了绘画班却画不成画，着急哭了，于是他又猜想道。
“是了，叔叔肯定也是不小心，丢了爱，丢了心，丢了心血，才伤心得哭了。”我也就顺着猜，却想到大人和孩子的世界是相通的，都是为了当时当事正“重要”的东西流眼泪。
就这样，我和儿子猜测着，走回住所，可那带了声的男人哭泣，在我的虚想胡猜里晃来晃去。
晃到第二天，我们到万绿园逛完等公交车的时候，儿子举着一个纸团，喊，“妈妈，谁的？这是谁的？”
刚走过去一个瘦身影，我隐约感到可能是他落下的，就“入乡随俗”地称呼着问，“小弟，是不是你的东西掉了？”
也许儿子声音太小，也许我声音太细，那个塞着耳机的背影，就是听不到。引得“摩的”帅哥猛按喇叭，海南阿姨也一同唤着，那个身影才佐罗一般酷酷地扭转来。他耳机依然塞着两耳，年轻的脸上，是高仓健样的“深沉”，深沉地从儿子的手里接过那纸团，是一张二十元的纸币，他深沉地不说一句话，不点一下头，深沉地转身，正如他深沉地转来，不说一个字，他又深沉地走远。
望着他深沉的背影，“摩的”帅哥和海南阿姨不迭地点评，“怎么这样？”“一个‘谢谢’也不说！”
儿子还在安静地站着，我抚一下他的头，望那背影，笑一笑，说，“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也不是这样的！”“摩的”帅哥和海南阿姨显然不平。
大家相视笑一笑，我牵着儿子上公交车，车上有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小弟给儿子糖果，“小弟弟，吃糖！”
儿子说，“哥哥的糖跟哥哥的笑容一样甜。”
我点头向这满面春风的小帅哥致谢。
车窗外深一树浅一树地闪过，我想到，男人的颜色是不能完全一样的，正直的“摩的”帅哥、沉默的海南小弟，微笑的海南小弟，都是海南树在阳光下不同的颜色哩。
车到“海瑞故居”，我给儿子讲，这里曾住着一个老爷爷，他的心啊，也跟阳光一样亮、跟糖果一样甜哩！心里想，这老人该是海南树里最挺拔的一棵呢。
看着道路边高的、大的、矮的、小的棵棵不一的树，新绿、嫩绿、油绿、墨绿深浅不一的绿色，我不禁笑起来，脑海里又跳出第一回乘海口公交车的情景：一个声音像阳光一样亮晃晃的司机师傅，一路高喊“后车来了！”“后车来了！他的车晚点了，要赶点哩，所以不能多停车，每一站，他都手指紧跟在后面的车，高喊，“后车来了，坐后车！”阳光一样的声音，赶着车，车子开得也像阳光一样的摇晃，伴随他的一路高歌，让我感觉可爱又搞笑。
我坐他的车到终点站，又坐他的车返回，他快快地到站里办手续，又快快地赶回，他笑一笑，我也笑一笑。
返回的风景变得有条不紊，缓缓在我眼睛的取景框里掠过，不紧不慢了。
他已收起明亮的声音，只管开车，驾驶动作也像阳光似的，轻盈又快乐，在车厢里散发出一种喜洋洋的感觉。
当时，我在心里微笑着认定这司机师傅是“海南男人”的大多数，他们平凡又敬业；乐观又达观，他们一路高歌，一路生活。
来海南之前，就在媒体上认识了一位“海南阿甘”，他叫甘远志———是全国记者学习的榜样，“是新闻记者的杰出代表，他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新闻史上，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2004年1月至8月的200多天，他写了34篇头版头条，被海南日报同仁誉为“甘头条”。
知道“甘头条”的事迹，缘于我的一位博友———是他生前的同事，这位博友评价甘远志就是美国大片《阿甘》中的中国阿甘，在采访的路上，始终不停地奔跑着，他的灵魂像海南的阳光那般赤热灿烂，他的两袖清风也像海南阳光那般清澈透亮。
于是，无论走在海南的哪条街道上，我似乎都可以闻到空气里海南阿甘们灵魂里流出的香。
我的这博友亦是海南纸媒的精英，他为人豪爽幽默，去他的“地盘”，他热心当“地主”，安排妥贴又周到，朋友们称他是“阳光卫哥”；他敬业又爱家，被夫人点评为“海南头条好男人”。
车过海南日报社门口，我往里张望，看到他办公室的灯光亮着，好多灯光都亮着，他们正在为海南播洒更多的明媚和芬芳吧。
阳光的海南男人，是海南的中坚，是海南的砥柱；阳光下走路，足上可能有尘，有影，不妨一时沉默，一时流泪，但心灵和身体都不要远离这阳光；披着阳光的海南男人，正播种着、开拓着更多的海南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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