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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监管部门内部的相关资料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各级政府融资平台有8000多家,银行贷款余额近6万亿元。尤其是在融资平台贷款中,项目贷款余额近5万亿元,占全部融资平台贷款的比例已经超过80%。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隐藏的各种潜在风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11月23日《济南日报》)
面临经济发展压力,而“三驾马车”中“消费马车”迟迟难以有效启动,外贸增长受金融危机影响增长乏力时,投资难免被寄予更大厚望。但5万亿元的沉重债务,必然像一个高悬于社会头顶的“堰塞湖”,如果没有形成有效的偿还机制,“湖水”每时每刻都会上涨。
不可否认,在此轮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政府主导的投资,强力驱动经济实现较高增速,但与此同时,因投资型增长衍生出的种种问题日渐显现。除了专家学者对地方项目过分贪大求全、重复性建设等问题的质疑外,早受社会舆论苛责的“土地财政”现象,在许多地方有增无减。
1—3季度,北京市财政收入1519.5亿元,其中土地出让金达512亿元,超过了去年全年总额。也就是说,北京土地财政收入占了全市财政收入的1/3强,为历史最高。同样的故事发生在上海、重庆等一线城市,地方政府大举卖地壮大土地财政,以应对经济放缓下的地方财政收入增长(10月26日《瞭望新闻周刊》)。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日前表示,房地产业已成中国经济直接“命脉”(11月23日《扬子晚报》)。
在投资型增长与房地产行业高度依存的现状下,房价下跌即便顺应民声,却并不符合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强烈渴望。换言之,当房价成功捆绑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利益后,打压房价无异于割地方政府自己身上的肉。
借的钱毕竟要偿还,无论是地方政府偿还,还是导致银行坏账,最终被转嫁负担对象的只能是广大纳税人。更叫人后怕的是,地方政府的这种盲目举债有增无减,至目前尚难寻找到有效制约机制。许多时候,地方政府只要能够融到资金,意味着一项新政绩的生成。政绩可以得实惠,举债再高却不用受约束,政绩冲动又怎会正视债务风险?
在国外,因债务过大,政府因债务过大不得不破产的现象并不鲜见。如果单凭债务额度与财政收入实际,我国地方政府很难说不会面临同样的破产压力与风险。地方政府到底该不该因举债过度破产尚须研究,但地方政府负债不能没有一条刚性的“红线”。缺乏有效制约的地方政府负债现象,既会扰乱市场经济秩序,也会透支公众未来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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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禾 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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