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政府22日在鹤岗召开全省安全生产紧急电视电话会议。黑龙江省省长栗战书表示，对这次鹤岗矿难，自己负有重要的领导责任。（11月23日《南京日报》） 　　仅凭我有限的记忆，与“黑龙江省龙煤集团鹤岗分公司”有关的矿难显然不只其属下的新兴煤矿这一桩：2008年鹤岗富华煤矿矿难31人遇难；同年鹤岗泰源煤矿矿难13人遇难；再往前推6年，2002年鹤岗鼎盛煤矿矿难44人遇难。如果眼睛不只盯着“鹤岗”，我们起码应该还记得2005年黑龙江省七台河矿难中171人的生命被无情吞噬———如此多的矿难，如此集中的矿难，警钟算不算敲烂了呢？为什么近乎同一个地方，矿难连续剧般上演？ 　　当然，我这个问法有点咄咄逼人。有人说，产矿的地方发生矿难，大约就和大马路上出的交通事故一样，是不可避免的，你不能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纯属站着说话不腰疼。然而，我们对矿难的发生之所以激愤，除了人之常情的恻隐之心，除了对小概率偶发事件的感慨，更多的还是对安全生产中人为疏忽的悲愤。在矿难问题上，我们常常罗列这些数字：比如据统计，我国百万吨产煤死亡率是印度的10倍，俄罗斯的12倍，南非的30倍，美国的100倍；比如2003年我国煤炭产量16．7亿吨，占世界35％，但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却占80％。这些数字未必精确，也未必代表当下的矿业生产现实，但是，由此而提示我们对矿业生产安全的警醒却依然闻者足戒。国家安全生产理论专家组成员、中国地质大学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罗云先生有一个观点：生产过程中的安全事故非天灾，而是人祸。 　　实践证明，罗先生早就一语成谶。在问责制尚未流行的那些年，安全事故“人人都是责任人”，甚至是越往下责任越大，最后往往事故收场了，也说不清谁谁担负了怎样的责任。好在现在责任政府建设越来有力度，矿难安全责任也向上明晰起来。黑龙江省省长栗战书的表态值得肯定，主动揽责，尽管不是在矿难发生的第一时间，却也表现出政府部门应有的情怀与操守。 　　然而，公众也许很信任省长的这个表态，但对“重要的领导责任”显然深感不解渴：一来，众多公共事件的历史证明，“重要领导责任”往往止步于道歉、忏悔、哭诉为止，最终还是无责一身轻；二来，“重要领导责任”是个虚指，责任有多大，对应的罚单应该是什么，实在不够清爽，也不利于公众监督当事人履责与否。此外，鉴于“重要的领导责任”与失职、渎职之间界限不清的现实，公众也很难判断这个姿态的分量究竟几何。好在今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但愿新兴矿难可以成为一个范本，不仅剑指矿业安全生产监管，而且能真正厘清相关领导干部的具体责任。 　　矿难警钟长鸣，鸣了有没有人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级领导看不看得起这个“重要的领导责任”。 　　□ 宋桂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