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史学大家唐德刚先生已离我们而去，他为众多现代名人所做的“口述史”让他成为连接那个时代的重要人物。唐德刚凭借回忆和日记上的记录，对胡适一生牵涉到的问题，几乎无所不谈。本书原是在撰写《胡适口述自传》时，打算自写的一篇短序，不料下笔即几十万言，只好印成专书，独立出版，一版再版。 　　喜欢和年轻人嘻嘻哈哈聊天 　　50年代的初期，正是哥伦比亚大学忙着庆祝立校二百周年纪念之时。胡适是该校的名校友，因而在校园内集会的场合，常常看到他。胡适和其他我所认识的前辈有个不同之点，那就是他特别欢喜和青年人接近，并且主动地去发掘。胡适的个性亦适于接近年轻人。他虽然与一些后辈年龄和地位相差一大截，但是“代沟”不深，一齐嘻嘻哈哈，彼此之间很快就打成一片。 　　二次大战后的哥大原有中国学生三百余人。1949之后人数骤减。学文法科的高班研究生只剩下寥寥数人。笔者当时就是这几个“苦撑”而无从“待变”的中国研究生之一，因而和胡先生在校园内亦偶尔晤面。晤面的场合多半是我是个穿着工作服、正在做工的学生，他则是校方邀请的主客之一。但是胡先生总要找个机会走过来和我们做工的学生和小职员们，拉拉手嘻嘻哈哈聊一阵。那时纽约的左派华文报纸正嘲笑他是“过河卒子过洋来”！起先我们想胡适这员过洋大卒，如何能记得起我们这批过洋小卒的名字呢？拉拉手之后，不就算了。孰知事有不然，胡先生这人很细心，他对这些小地方极为注意。两三次偶尔晤面之后，他老人家便能称名道姓起来，有说有笑，使对方无拘无束把胡适真的看成“我的朋友”了。 　　胡先生那时经常在哥大图书馆内看书，来时他总要来找我，因为我是馆内他所认识的唯一的一位华裔小职员。我替他借借书，查查书。有时也为他开开车，并应召到他东城八十一街简陋的小公寓里吃一两餐胡伯母所烧的“安徽菜”。 　　哥大并没有把胡适看成胡适 　　胡适在纽约退休之时，精力犹盛，本可凭借北美之资财，整理中华之国故。孰知他的盖世才华，竟只能在普林斯顿大学做一短期的中文图书管理员。这在整个大学的行政系统中，微不足道。 　　后来胡适在哥大来来去去，哥大对这位“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表面上还算相当尊敬，但是在敷衍他老人家面子的背后，真正的态度又如何，则非胡适所知矣。一次我和当轴一位新进一块儿午餐，他正在罗致人才来充实有关汉学之教研。我乘机向他建议请胡适来帮忙。他微笑一下说：“胡适能教些什么呢？”  　　胡先生背负着礼让的教条，爱人以德，因而只看出西方社会里恂恂然的“君子”之风。所以他老人家对“现代西方文明”的维护，直到他一杯在手、含笑而终而后已！ 　　胡适这种真正的可敬可爱的孔门书生的气习，便十足地表现在他对母校关怀的心情之上。他对哥大的爱护绝不亚于他对北大的爱护，其居心之淳朴，真是情见乎辞。 　　记得有一次，胡先生要我替他借一本大陆出版的新书。我说哥大没有这本书。胡先生惊讶地说：“我们哥伦比亚大学怎能没有这本书？！” 　　原来哥大当时图书经费的分配是按各科系注册学生人数为标准。那时读汉学的洋学生不过寥寥数人，图书经费因而只摊到二百元。二百元能买多少书呢？胡先生认为“这太不像话”！他约我到他公寓去吃晚饭，并把此事“好好地谈一谈”！ 　　我真的和胡先生为此事谈到深夜，但我内心的反应只是一阵阵的辛酸。我认为胡适找错了“谈一谈”的对象。我这小职员算老几？谈有何益？然使我更觉难过的是胡适除我之外，也很难找到适当的对象。胡适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并没有把胡适看成胡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