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包干，已经成为历史名词。然而，在3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海南人民像全国其他地方一样，进行了艰难探索与尝试，由点到面，由隐蔽到公开，慢慢冲破“左”的思想束缚，通过大包干，解放农村生产力，不仅解决农民吃饱饭的问题，而且充分利用独特的地理优势，放手发展热带高效农业，建成全国最大热带经济作物生产基地，建成全国冬季“菜篮子”、“果盘子”。 　　从“暴发户”到全国人大代表 　　这是一张已经模糊的老照片（右小图），主角是一部收录机和一位勤劳的农民。然而，这张照片，见证了一个划时代观念的转变。 　　日前，海南日报记者来到故事发生地保亭六弓乡。虽然照片主人翁吴文通已经去世，但他的后代向记者进述了当年曲折故事。 　　“照片里个子最高的，就是我。”看到记者带过来的老照片，虽然模糊，但吴文通的女儿吴月浓还是一眼就认出自己。 　　吴月浓回忆说，这个收录机是她爸爸从县城开完表彰会后领回来的，一进村就引起轰动。当时，乡里连收音机都很少，别说收录机了。不过，她爸爸从来只把它当收音机用，每天早晚都听新闻，关心国家大事。 　　县里为什么要奖励她爸爸收录机，吴月浓当时还小，不是很明白。但她哥哥吴冲记得很清楚。 　　“我爸爸是个有想法的、勤劳的人，早在1972年的时候，就是生产队长，开始带头养鸭、养羊，还种花生。”吴冲说：“那时候是公社大集体，以粮为纲，不准这么干。但我爸爸认为，生产队里活干完了，早晚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多干事得点收入。” 　　1976年，海南大旱，水稻没有收成。为解决吃饭问题，吴文通不顾一切，带领生产队社员大种玉米、地瓜。社员吃饭问题虽然解决了，但吴文通却被扣上“新阶级爆发户”的罪名，被押到一个农场去劳动改造。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爸爸回来了，又当上生产队长。他又开始放手干起来，大胆推行联产责任制，把社员工作量与收入挂钩，做到多劳多得。同时，他自己带头开垦荒坡地种橡胶，整修烂泥塘养鱼。”吴冲说，1983年，他家就成为村里第一个万元户，轰动全乡。为鼓励农民敢于致富、勤劳致富，县里召开表彰大会，决定奖给他家一台收录机。 　　因为吴文通思想先进，不仅自己敢于致富，还带领其他农民共同致富。1983年，他当选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吴冲翻箱倒柜，还翻出他父亲当年的几张人大代表证。 　　从“新阶级暴发户”的罪名到全国人大代表的荣誉，吴冲说，那时候政府的意思就是，通过树立他父亲这个典型，让人们明白，致富光荣，当时也确实起到这样的效果。 　　“大包干”历经艰难跨越 　　包产到户，虽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但在1980年代初期，还是一个艰难的跨越。像吴文通这样敢于致富的农民典型，虽然后来受到表扬，但在前期也存在争论，甚至受到批评。 　　1980年7月26日，海南日报头版刊登记者调查：《为什么不能搞联产责任制？陵水县大坡公社群众的呼声》。 　　文章内容是，大坡公社亚欠大队实行联产责任制，当年早造大丰收，不仅超额完成夏粮征购任务，而且分配社员的口粮比去年同期增加一倍以上。社员高兴，但又发愁。因为搞联产责任制以来，一直受到批评。尽管早造丰收，公社党委还是不同意，并且下了命令：只准搞到当年晚造收割。面对记者来采访，社员们大声疾呼：为什么不能搞联产责任制？ 　　1980年8月16日，海南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怎样正确看待联产到劳责任制？崖县召开公社书记会议，联系实际经验，澄清糊涂认识，统一了思想》。由此可见，公社领导对农民摸索的联产责任制批评、质疑、指责甚至压制，并不是个别现象。 　　联产责任制为什么受到责难？主要原因是一些人受“一大二公=社会主义优越性”公式的影响，总以为越“大”越“公”优越性越多。 　　儋县是推行联产责任制比较早、比较广泛的一个县。当时，全国从上到下，还没有敢说出“大包干”这个词的时候，当地农民就把联产责任制与“大包干”划上等号。他们在年头把责任田、产量、分配等一次计算到劳到户实行包干。1980年，儋县遭遇历史罕见旱灾，连续9个多月没下雨。早稻比1979年少种5万亩。但由于责任制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总产量还是超过上年同期，农民不仅完成国家的征粮任务，而且家庭收入与口粮都大幅增加。 　　1980年底，儋县和庆公社美好生产队年终分配（左大图），农民心里乐开了花。老照片记录就是这个开心的时刻。 　　“1980年，我们家收入第一次超过300元。以前都是100多元，饭都吃不饱。”对着这个老照片，吴美球说：“那个抱着孩子开心笑的就是我，当时我领回厚厚一沓10元的新钞票，开心得不得了，从来没拿过这么多钱。” 　　照片中那个正在高兴数钱的老人，叫符水江，他家有6个劳动力，不仅种粮、种花生，还种一些橡胶，是那年村中收入最多的人家，破了1000元的纪录。 　　大包干为什么就是好？吴美球说，大包干之前，记的是“大概工”，吃的是“大锅饭”，队长天天打钟，也没几个人积极出工，不少人干活是耗时间。大包干后，责任到人责任到田，队长不用打钟，社员们都早出晚归，人人都在自己包管的责任田里操心，千方百计把活干好。 　　吴美球说，大包干后，收入大幅增加，还有一个原因，社员有了自主权、有了时间，不仅种花生、橡胶等经济作物，还纷纷从事养殖。像她家，1980年养了两头母猪，也赚了不少钱，1981年推倒土房建了砖房。 　　记者查阅1980年的海南日报发现，关于农业的报道，上半年“联产责任制”出现频率高，而到了下半年，“大包干”一词出现频率高。其中，12月22日，头版出现《靠“大包干”打了翻身仗》报道，介绍昌江县大坡公社，以前长期吃饭靠返销粮、生活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晚造开始“大包干”后，一举摘掉“三靠”帽子。这标志着“大包干”深入人心，开始普遍推广。 　　“大包干”激活热带高效农业 　　“大包干”不仅调整农村生产关系，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对海南而言，还有一个重要意义，激活了热带高效农业发展。 　　1958年，国家提出农业要“以粮为纲”。从那时起直到1980年初，“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一直成为风靡全国的口号，海南也不例外。 　　在“以粮为纲”统领下，粮食生产成为头等大事，“全面发展”成了辅助。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受“极左”思想影响，不少地方，甚至把种其他作物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强行割掉，“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被贯彻成“以粮为纲、其余砍光”。 　　省农业厅种植处处长陈文河说，粮食生产确实重要，但对全国惟一热带海岛省份的海南而言，“以粮为纲”不符合海南的实际，没有充分利用有限的热带资源。1980年以前，由于农业生产强调公社化、集体化，农民没有自主权，也没有时间从事热带作物生产，海南宝贵的热带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利用。“大包干”之后，农民获得自主权，在发展粮食生产同时，开始重视热带经济作物生产，热带高效农业发展使海南在全国独树一帜。 　　有资料显示，1980年，琼山县三门坡公社推行大包干后，粮食和多种经济都大发展，全公社一年种植橡胶1400多亩，相当于从1971年至1975年5年时间种植的橡胶面积的总和。同时，还新种植一大批胡椒、香茅和菠萝等热带经济作物。 　　通过科学配置和使用土地资源，大胆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虽然不提“以粮为纲”了，但海南人民吃饭问题，解决得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好。水稻面积没增加，但产量大幅提高，超级稻亩产已超1000斤。如果没有“大包干”，水稻产量不可能大幅提升，热带高效农业也无法快速发展。 　　（本报海口12月7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