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跟着阿明回老家看望他的阿婆。阿明的老家在演丰镇一个小渔村。村子三面环海，周围有古树参天、茂林修竹、藤箩缠绕，村路很窄，几乎被树林遮蔽。进村，村舍却井然有序，房子古朴陈旧，大都是几十、上百年的老房子。每家都是长长的一排平房，东西向，石头砌成，颇高大。中间是堂屋，南北有卧房。堂屋正中间有东西相对的两道大门。这两道大门日夜敞开，终年不关，只关一扇小栅栏门。这样，从最后一家堂屋大门一眼能看到第一家堂屋，没有私密可言，谁家来了客人，谁家杀个鸡，宰个鸭，几乎全村都知道。 　　全村是一个大姓“谢家”，其余姓“李”、姓“符”的是个别小户。邻里关系十分亲密，谁家来了客人，几乎是全村的客人。没有人偷、摸、打架。可以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离海口灯红酒绿的都市三十公里的这个小渔村，竟是一个世外桃源。 　　阿明家紧邻大海，出门十几步远，便见海浪在阳光下泛着鳞光，浩浩淼淼，十里烟波，能看见海边环绕的绿树、村舍，海水中养生蠔的高杆，一片片，像黑色的密密的旗杆。海边的老榕树，遒劲的根盘绕弯曲，挣扎着扎入海边黑色的岩石台阶，那一级级石阶，岩石已经断裂，被海藻缠绕，海浪一次次发出巨响，冲上防浪堤，打湿我们的脚面。阿明说，这老榕树是他爷爷栽的，这防浪堤是爷爷的爷爷当年修的，已经守在海边几百年。 　　上世纪四十年代，爷爷养不活一家人，扔下阿婆和九岁的儿子狠心下了南洋，去泰国打工。阿婆等啊等，一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海边大榕树下，天天有渔船出海，夜夜有客船归来，就是没有爷爷的消息。  　　阿婆，一个瘦弱的女人，怎样撑起一个家 ？为了养活孩子，常常挑着一担木瓜、番薯，到海口去买，卖了几块钱，再到镇上买米担回来。海口到演丰，现在走高速路往返六十多公里。当年，在乡间土路上，一个瘦弱的女人頂着火辣骄阳，汗水浸透衣衫，踯躅着、掙扎着，怎能想象肩上的担子有多沉重，脚下的路有多遥远。 　　阿婆是个刚强的女人，她很少哭。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才会流泪。老屋的门槛上，海边老榕树粗糙的树皮上，被海浪磨光又咬得坑坑洼洼的礁石上，都留下了阿婆磨得光滑的脚印，汗湿的掌印和血泪。四十多年过去了，她挺直的腰板渐渐弯下去，她期盼的明亮的眼神变模糊了，她从一个能干的小媳妇变成了驼背的老阿婆。 　　终于有一天，大约八十年代，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拄着拐棍，衣衫褴褛，背着粗麻布旅行包，像一个长途跋涉的过路人上门乞讨，他找到家门，坐在门槛上，不敢进门。他已是一个垂暮之人，原来梦境中的爷爷回来了，奶奶和他相视良久，互相寻找着记忆中当年的模样，阿婆痛哭了。 　　爷爷进了门，却一言不发，在泰国的事一字不提，只说是好心的海南同乡凑了路费才能回来。从此爷爷整日坐在海边老榕树下，像个傻子。面对茫茫的大海，似乎涌来许多痛苦的回忆，在闷热的船舱里像猪仔似的挨饿，几天几夜漂浮在大海上，九死一生……在灼热的热带橡胶林里半夜割胶……人间能吃的苦，他都吃过了。跟国内断了消息后，他真的娶过一个泰国女人，生过三个孩子，他老实巴交，除了能吃苦没有别的本事，后来，他老了，没有能力养家，那女人改嫁了，带走了孩子，也带走了钱。 　　爷爷一天天老了，也许是对阿婆、对村里人的愧疚，他总是低着头不说话，后来，他把路费余下的钱交给村里人凿石头，重修了这段防浪堤。七八年后，爷爷去世了，临终前，他说，这把老骨头总算没仍在南洋，他知足了！爷爷终于埋进了祖坟。 　　我最后一次看到阿婆，是两千零四年二月，演丰镇公祭日。阿明说，阿婆生了一场大病，又好了。我们去看她，她还能吃一小碗米饭，脑子清楚地记得我，又拉着我的胳膊，不肯放手，只是手上没有了力气。 　　两千零五年冬天，阿婆去世了，我就很少去演丰镇了。这两年，我走了很多地方，去过泰国，夜里看着曼谷繁华喧嚣的灯海，在茫茫人海中，我想起了阿婆，想起了阿明在泰国的亲人，在眉南河边的小窝棚里我曾寻找，在大佛公园的长椅上，我曾留连忘返，若有所失。 　　后来，我和阿明聊起那些往事，阿明说，他外公去南洋也没有回来，这种经历的家庭在海南每个渔村都曾发生。下南洋，这成了海南上个世纪一段独特的辛酸的历史。不幸的家庭千差万别，却都演绎着生离死别，一部部残酷的移民史，血泪史，留给人们太多的沉重，太多的思考。 　　[ 浮世逸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