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崔大林的一言一行都会引发国内足坛的高度关注，从天而降的足坛扫黑风暴，更使这位体坛风云人物身处风口浪尖的敏感境地。崔大林如何看待这场足坛风暴的前因后果？他欲为积重难返的中国足球开出怎样的疗救方剂？23日，就外界关心的诸多疑问，回沈探亲的崔大林接受了辽沈晚报记者的采访。 　　支持足坛扫黑一查到底 　　记者：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这场足坛扫赌风暴已酝酿多时，绝非偶然发生，真实情况是这样吗？ 　　崔大林：北京奥运中国体育取得巨大成就，但国足战绩却难称人意，改变中国足球的积弱形象，提高这一集体项目的综合水平，已成共识。但说到整顿起因，则是因王鑫在国外打假球，被新加坡警方通缉这一导火索引起的。 　　记者：王鑫的涉案金额并不大，为何最终竟引爆了一场中国足球的地震？ 　　崔大林：除交代在新加坡的赌球情节，王鑫还向公安机关供述了一些国内足坛赌球的情况。公安部的领导后来找到我，征询我的态度，我坚决支持公安机关强力介入。这位领导提醒我说：“要是查下去，可能要涉及你们足协内部了？ ”我说：“涉及内部也没关系，要查，就一查到底，无论谁触犯法律，都严惩不贷！ ”刘鹏局长对此也鼎力支持。 　　“吊射门事件”牵连南、杨 　　记者：此前，您是否想到南勇、杨一民两位足协大员有可能涉案？ 　　崔大林：我曾想到杨一民，杨一民与一些地方俱乐部关系甚密，我也听说过，但南勇出事，却出乎我的意料。客观讲，南勇的工作能力还不错，在足协内部也有一定的威信，我们后来分析，他很可能是被自己在社会上交往的一些做生意的“朋友”连累的。 　　记者：南、杨出事前，作为总局领导，您是否有所察觉？ 　　崔大林：有一细节，使我开始察觉他们可能要出事了。青岛队“吊射门事件”被曝光后，我派他们去青岛调查，他们回来讲，青岛球员吊射自家球门是技术问题，属于“回传球”，并非像外界说的那样是“假球”。我将他们的调查结果反馈给公安部，公安部领导对我说，“他们俩自己都介入呢，怎么能调查清楚呢？ ” 　　记者：据您所知，有关方面将如何把关目前足坛涉案人员的量刑尺度？ 　　崔大林：如果仅仅是赌球，按相关法律，一般也就判两三年，但如果是国家公职人员，又涉及受贿与操纵比赛，性质就比较严重了。现在涉案的足协工作人员，最后判得不会轻。 　　记者：足代会难以在近期召开，您作为中国足协主席只能迟延上任了。 　　崔大林：足代会不召开，这一任命就无法公布。我现在的职务还是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内部分工主管足球。 　　国字号组队参赛事出有因 　　记者：近日，外界对国字号球队参加联赛一事争议很大，很多人认为是您拍板敲定的？ 　　崔大林：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韦迪上任后，对当前足坛存在的一些情况做了认真调查，他在与郜林的谈话中发现一个问题，如今不少国字号球员在俱乐部打不上主力，没有球踢。一名球员全年打不了几场高水平比赛，谈何进步？之所以产生让国字号球队打联赛的想法，本意就是让国字号球员多打比赛，尽快提高水平，但这一方案也在探讨中，还没有最终确定。韦迪征求过各地方俱乐部意见，有23家俱乐部同意。 　　记者：现在有这样一种看法，与其让国字号球队单独组队参赛，不如将开支节省下来邀请国外球队参赛，同样能达到练兵的目的。 　　崔大林：这种方案我们也考虑过，但那样的话，国字号球员能打几场比赛呢？如果将来真实施这一方案，能在原俱乐部打上主力的，就不用征调，另外，在联赛积分、比赛场次等技术环节上，我们也做了慎重考虑。 　　举国体制与市场调控并行不悖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您是用“举国体制”的方法搞足球，对市场调控相对忽视。 　　崔大林：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举国体制与市场调控是改造中国足球的互补方案，不是彼此排斥的关系，我也从没有厚此薄彼，过分倾向于任何一方。我认为，中国足球的未来进步必须建立在联赛健康发展的基础上，没有联赛水平的全面提高，也就没有国家队外战成绩的水涨船高。现在的问题是，应该如何分别借助举国体制与市场调控的有效手段经营中国足球。我们现在得出的成功经验是，在青少年培养阶段，必须坚决实行举国体制，包括学校足球的普遍开展、国内青少年联赛的重新确立，各省市足球梯队人才体系的完善等。但进入职业化运作后，就需要市场来说话，网球现在开始走职业化道路，效果很不错。 （廖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