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娄烦县公安局对全县8类具有潜在性质的、“郑民生”特点的重点人员派专职民警随时跟踪其思想动态。这8类人员分别为极度贫困型、矛盾纠纷型、精神失常型、仇视社会型、身背大案型、行为反常型、缠访闹访型、涉毒人员型。目前，娄烦县公安局在全县范围内共排查出八类人员115人。根据其危害性，分成A、B、C三级进行管控。（5月27日中国新闻网） 　　如果说对精神失常型、仇视社会型、身背大案型、涉毒人员型之类人员进行追踪式管控还情有可原，那么，对所谓的“极度贫困型”也进行管控，就让人难以接受。“极度贫困型：指生活长期极度贫困或因失业、破产、债务等原因突然陷于贫困而又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读着报道中该县警方关于极度危险型“危险”人员的“定义”，我不禁无语凝噎。贫困不是“罪过”，贫困者咋就成了“危险分子”？要知道，极度贫困是一种危险的生存状态，但却不一定是危险的道德和人格状态。因为极个别人的极端行为，就一竿子将所有贫困者纳入“危险”的管控行列，这种行为的合理合法性本身就值得拷问。 　　《新京报》记者孔璞曾经用郁达夫笔下“零余者”的形象来描述郑民生：“袋里无钱，心头多恨”“过着无聊的日子”。内心变异和丧心病狂只是犯罪的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便是对社会的仇视心理和被抛弃的孤独感。而这种被抛弃的孤独感从何而来？有个人境遇的因素。譬如个人遭遇不公正待遇和被外界歧视，等等；还有社会性的因素。穷人向上流动的期盼和努力，遭遇着种种的障碍，机会很少很艰难，成功率非常低。因此，穷人虽不甘于贫困的命运，但却不能不接受底层人渐渐固化的无情现实———面对富人或是相对富人较高的生存状态，面对有意或无意的“偏见”，一些人就日益产生被抛弃和被放逐的孤独感。 　　所以，我们就需要及时反思，该利用何种途径和方法，来消解个别个体对社会难解的仇恨以及被抛弃的孤独感。这样的努力无论来自制度性、政策性还是管理性，都应是善意和充满人性化的“沟通”而非强硬和僵硬的管控。具体到这叫极度贫困型的“危险”分子来说，公权力需要做的是关怀、帮助、引导，而不是高高在上充满傲慢地追在他们屁股后面时不时大喊一声“呔，要老实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