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母亲常对我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猪窝狗窝。”我问母亲，为什么猪窝狗窝比金窝银窝好？母亲说：“猪窝狗窝就是我们的‘胞衣地’。”“什么是‘胞衣地’？”我穷追不舍地问。“‘胞衣地’就是指在旧社会父母把孩子的胎盘在床底下挖个洞埋起来，等孩子长大后告诉他这就是他的出生地，让他永远不忘记这个地方。” 　　我们的祖居原在北部湾畔的一个小村庄，由于那里十年九旱，加上连年战争导致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为了生存，只好迁徙到现在的小墟镇上，到我们这代止，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父亲刚成家不久，祖父和祖母相继去世，年轻的父母在亲戚的帮助下，经营了有限的煤油、火柴和布匹生意，家庭生活有了好的开端。但好景不长，大姐刚满三周岁的那年，家里遭受盗贼“打明火”（旧社会有势力的强盗夜里到民宅打劫时每人手里都拿着火把），母亲双眼被强盗用辣椒水泼洒后睁不开，父母含辛茹苦积蓄的一点家产被洗劫一空。第二天，父亲在邻居和亲友的帮助下，携妻带女逃到州城南门街亲戚家寄居。一年多后，父母重返小墟镇并从海口商人那里租来缝纫车跟表叔学习裁缝，母亲亦给人家缝缝补补糊口度日。日本侵华后，家乡也驻扎了日本鬼子，他们见我父亲手艺好，经常把一身臭汗的衣服脱下来强迫父亲当场给他们缝补，稍有怠慢还遭打骂。父亲咽不下这口窝囊气，索性就把缝纫车给卖掉，把家搬到鬼子不敢进犯的村庄暂居亲戚家。 　　日本投降后，父母才从乡下搬回老家重操旧业，但在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下，父母依然过着惨淡经营、担惊受怕的日子。直到海南解放后，我的家和全国人民一样沐浴着毛主席、共产党的阳光。父母都有了称心如意的工作。在我刚懂事那年，父母从山上割回来新茅草，把老家的旧草房换成了新草房，用稻草掺泥巴糊在竹子上，成了新的泥巴墙。几年之后，父母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积极养猪，果然，天道酬勤，家里养的一头老母猪一年就生了3窝猪仔，每窝都是十几只活蹦乱跳的肥猪仔，适逢当年的小猪仔行情特好，光这一年的卖猪仔钱就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有了钱，父母又开始谋划建瓦房。一贯精打细算的父亲和墟上几位好友搭船到临高新盈买回40条北海杉木桁条，母亲回乡下老家运回“狗颈石”（人工把玄武岩大石加工成砌墙脚的长方形石头）。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在众亲戚朋友的帮助下，终于把四面墙砌了起来。房子的整体框架建好后就是盖瓦，经济条件好的人家，不但用的双层瓦片，而且配有瓦筒盖在瓦片上，再用石灰膏披成“滚筒瓦路”，而我们家盖到这份上已“弹尽粮绝”。历经磨难的母亲为了让我们早日住上瓦房，她利用下班的时间起早摸黑的把北海、湛江的商船运抵家乡港口后淘汰的次瓦片一片一片的捡回来代替瓦筒，以瓦片盖瓦片。虽然外表上看有点别扭，但好歹总是瓦房了。这对于在少年时代住惯了茅草房的姐弟三人已感到非常的满足。 　　九十年代，我们分到了宽裕的住房，条件和环境都远远超过了家乡的那个家。我们夫妻为辛苦了一辈子的母亲能享受晚年福而感到欣慰。然而，无论条件环境再好，也丝毫改变不了母亲那颗思念故乡的心。每年的清明节、端午节、八月中秋节，尤其是春节到来之前，母亲那颗盼乡、思乡、归乡的心又一次一次的释放出来。回家前几天她总是反复的叮嘱我们要买哪些东西带回家。到了要回家的那个晚上，归心似箭的母亲常常是彻夜难眠。作为儿子的我一方面是为母亲热爱故土的淳朴之心所深深感动，另一方面又只好像哄小孩一样对母亲说，您就放心的睡觉吧，我们已设定闹钟，到时会叫醒您的。但她老人家哪里睡得着。每当我们仍在梦乡时，母亲已悄悄起了床，轻手轻脚地到厨房点火为我们煮早餐，并把房子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等我们起床时，母亲已把碗筷摆在饭桌上。而母亲向来都是等我们到齐后才动筷子，此时的她，吃饭的动作最利索，只见密集的筷碗碰撞声响个不停，几分钟就吃好了，并催我们赶快送她去车站搭车回老家。回到老家，母亲的心情仿佛小孩过年那样格外的高兴,浓浓的家乡情令她流连忘返，每次回去，若不是我们再三催促，她是不会准时返回的。 　　母亲和我们在城市相处的时间加起来才有十个春秋时光就与我们分手长辞了。父母走后，我们也渐渐变老，思乡之情愈来愈浓了。一年当中的几个传统节日，只要不出远门，我都抽空回去看看。特别是春节，我和哥哥一家人几乎是年年回老家过年。姐姐、姐夫和外甥们去老家的次数也不比我们少。无论是谁，每次回到老家忙完父母亲的事后,我们总会到房前屋后去走走看看，望着父母辛辛苦苦奋斗一辈子为我们建造起来的这个来之不易的家，这里的一砖一瓦、一桌一凳对于我们来说是那么熟识和亲切。此时此刻，我们更加深刻地领会“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猪窝狗窝”的丰富内涵，更加倍感父母的伟大、老家的温馨、故土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