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 　　快言快语 　　□ 鱼烟罗 　　据人大代表张风调查，在2004年北京警方不再负责打捞民事尸体后，此类事件主要交由社会性质打捞队具体实施。在没有法律法规约束的情况下，漫天要价、治安隐患、打捞队员权益保障等等问题日益突出。他建议应加快建立规范化、正规化的溺亡打捞应急制度，拥有一支长期固定、制度健全、体系完备、身份明确、保障有力的民间溺亡打捞协作团体，并将其纳入到政府公共应急制度内。（7月26日《北京晨报》）　　 　　关于民间打捞唯利是图收费价格乱象的诟病，早已有之。还不仅仅是“乱”缺乏规范的问题，此外，有人溺水，在警方“协调”下赶来的民间打捞人员不救人先“谈钱”———如此令人感到悲哀和沉重的一幕也屡屡上演。前不久，湖北3位大学生为救两名落水少年，在长江湖北荆州宝塔湾溺亡。在打捞遗体时，面对同学们的跪求，个体打捞者挟尸要价，一共收取了3.6万元的捞尸费。 　　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生命的权利沦为一种商品，生命的救援成为一种赢利的服务。对此，我们总是习惯于怀着正义的愤怒去指责“打捞者”的见利忘义和道德沦丧，并由此衍生了“让打捞回归公益”的呼声；孰不知，“打捞商业化”所映衬出的绝非是哪个人或者组织的道德沦丧，而是公共救生的缺席。 　　在突发事件中，当生命需要紧急救援时，我们仍然在采用这样一种通用的救援模式：到达现场的警方充当“组织者”，“请求”民间的商业盈利机构作为救援主体出现，因而在展开救援之前，往往是“利益先行”———没钱或者达不到要求，一切都免谈。毫无疑问，这种救援模式不但是落后和没有效率的，也是不可控和缺乏规范的。 　　张风代表建议要建立一支长期固定规范运作的民间打捞团体并将其纳入政府公共应急机制之中，不过在笔者看来，公共救生团体本是公共管理服务体系中之一种，由公共财政供养，由政府管理，面向社会应急服务。因为对遭遇危难的公民进行及时、有效的生命救援（包括打捞公共事件中溺亡的公民尸体），是公共管理义不容辞的责任。换言之，公共社会的危机救援应以公共救生力量为主。在公共资源有限的特殊情况下，可以紧急调动商业救援力量作为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