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阿拉善SEE是中国NGO的国际化样本，那么三亚“蓝丝带”也给我们提供了在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背景下，民间力量崛起的一个可供借鉴的观察样本。 　　文\海南日报记者  吴钟斌 　　比三亚“蓝丝带”更早的另一个著名NGO，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去年已完成了第三届领导班子的换届———指挥棒交到了台湾企业家大成集团当家人韩家寰手里，他是中国肯德基和麦当劳鸡肉的主供应商。这家由万科老板王石、万通老板冯仑等人发起的民间组织专事治理沙漠，在成立之初就顶着“最多资本方注资的本土NGO”的光环，受到公众和舆论的重重监督。 　　6年后的今天，SEE已取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咨商会员资格。王石如此说，“与UNEP合作是企业家主动承担环境成本的集体表态。”而韩家寰则说，“我的任务是让SEE在国际化和专业化上走得更远，过去满脑子都是鸡，现在要腾出一半来给沙漠。” 　　如果说SEE是中国NGO的国际化样本，那么三亚“蓝丝带”也给我们提供了在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背景下，民间力量崛起的一个可供借鉴的观察样本。 　　民间NGO是社会调节器 　　吴稼祥，曾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任访问学者。1988年，被中共中央办公厅高级研究编辑职务评审委员会评为副研究员。2000年，赴美客居坎布里奇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是中国最早提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学者之一。 　　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在公民社会中，非政府组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微观领域的反应，甚至比政府还要迅速、有力与敏感。他认为，民间NGO组织是一个调节器，是缓解压力的工具。 　　SEE顶着许多光环，可谓社会信任度比较高，但基金会长时间批不下。后来批下来了，王石说，“这是一种意外的惊喜。” 　　SEE尚且如此，其他更多小型NGO就可想而知了。中国民间组织起步虽晚但发展迅速，据民政部新近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3.1万个。这当中还不包括众多未注册的草根社团，但谁也说不清中国到底有多少家NGO。 　　而事实上，只有少数NGO通过注册，取得了“合法地位”。许多NGO在民政部门无法注册，只能进行“地下”活动，或另辟蹊径，采取工商注册，以获得一个合法行事的“护身符”。 　　广东佛山有2000多个志愿者服务队，但只有6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相关资料显示，美国非政府组织总数超过200万个，经费总数超过5000亿元，工作人员超过900万人。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说，国外NGO注册比较简单，根本不需要挂靠主管部门，国内由于计划经济等历史原因，从方便管理的角度，对社会组织的注册设置多种条件。他建议，民间草根组织的成立，可以尝试按地域、种类逐步放开注册限制，以镇街作为民间组织的挂靠单位。 　　NGO并不只与灾难有关 　　1998年，长江抗洪现场出现了个别NGO。香港媒体将这一年称为“中国NGO元年”。 　　在很多人的眼里，NGO往往与地震、洪水等灾难有关。10年后的汶川大地震中，“NGO与灾难有关”的印象发挥到极致。 　　震后几天，各地自发的或有组织的志愿者汹涌而至，令四川措手不及，其人数之多、来源之广、水平之参差不齐、热情之高，大大超出接待部门的想象。 　　那些日子，从各地飞往成都的飞机上，甚至一些志愿者组织就是临时在空中完成的。很多热血沸腾的年轻人都辞掉工作，自费买机票前往灾区。记者后来采访一位从三亚前往灾区服务的年轻人，他说，“哪怕能救出一个人，这一辈子也值了。” 　　除了自发的零散志愿者，四川灾区还出现了很多有组织、有纲领的NGO。李连杰的壹基金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在募集善款物资达到4300多万元时，5月17日李连杰就亲率队伍赶赴成都，第二天跟着自己的物资车队一同前往什邡、绵竹等重灾区，监督和参与物资发放。像壹基金一样，很多基金会奉行的宗旨是———一竿子插下去，插到底。 　　在关键时期，因为“无功利”的主张，他们的声音被无限放大，他们也被寄予厚望———他们从救援中获得了NGO崛起的重要时机。 　　但事实上，很多NGO并不仅仅在大灾大难时才出现，更多的已经贯穿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渗透进更深的社会肌理。在NGO组织较为发达的广东省，很多白领经常利用双休日时间义务参加NGO的活动。一位在深圳工作的海南籍朋友说，“周末出去作好事，这很正常呀，无论作什么好事，都是对社会的一种回报。” 　　在三亚，这种风尚也渐渐呈现在市民面前。经常地，我们能看到三亚沙滩上成群的志愿者在向游人散发传单，清理垃圾；周末，甚至机关干部也能走上街头，清扫大街小巷卫生。我们还看到散落在各个角落的志愿者们经常在网上相约，去某某地方集体行善———虽然他们可能互相不知道姓名。 　　中国NGO通过赈灾等渠道的表现，也引起海外媒体的注意。英国《金融时报》曾撰文说，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新生力量，是一种突破。 　　分析人士认为，行政力量与民间力量的共同参与，成为抗震救灾的新模式，亦可为中国转型期社会治理改革探出一条新路子。 　　或许政府可以花钱购买NGO服务 　　因为种种原因，与国际NGO相对成熟的运作模式相比，国内NGO还略显年轻与稚嫩。 　　总体而言，目前国内的草根NGO还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缺乏资源和资金的情况普遍存在，针对NGO管理的法律法规滞后。 　　今年的世界海洋日上，国家有关部门组织评选的“年度海洋志愿者优秀代表”，海南文昌会文冠南民间海洋资源保护协会林来春获得提名奖，但海南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有这家NGO，更谈不上关怀。 　　同样在文昌，“鸟老板”港商邢诒前倾尽所有保护白鹭湖周边的生态环境，并多次被国内外多家媒体报道过，但最终依然是财尽人散，留下一地叹息。 　　有学者说，在现行的体制上，政府花钱购买NGO服务或许是一种解决之道。去年底，一笔来自财政部的5000万元拨款划入了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小天使基金的账户。这是小天使基金首次获得政府资助，直接受益人是在小天使基金等待救助的1548名白血病患儿，每位排队等待救助的患儿可得到3万元医疗救助金。 　　目前，中国还没有一部正式的法律来规范NGO，跟“蓝丝带”一样，最大的困扰就是资金来源。孙冬就坦言：想年内组织“蓝丝带”走向国际舞台，但要先落实资金，找钱是最大的任务。 　　国外成熟的NGO资金一般来源于三个方面：政府财政拨款、自身经营所得和面向社会公众募集所得。有评论说，小天使基金获得财政资金直接拨款，具有开创性的导向意义。这也被看作是政府向NGO购买服务，一方面政府的资金鼓励NGO做大做强，另一方面NGO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和服务力量，来弥补政府服务的不足。这样的良性互动，必将有助于克服NGO发展过程中遭遇的困难。 　　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高丙中在接受海南周刊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小地方也能办成具有全国意义甚至国际视野的大型NGO活动，“蓝丝带”的中国行就开创了一个先河。” 　　高丙中说，海洋保护不仅仅是三亚的事，也不仅是中国的事，这是全世界全人类的一个公共利益。这或许不是一个地方政府能胜任的，如果政府层面注入一些相应的资金，民间组织往往会更加灵活，也更加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