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晏 扬 　　审计署日前公布2010年三公经费预决算和2011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2010年三公经费决算数2488.79万元，其中因公出国费近617万元，公务接待费865万元，公车购置及运行费1229.65万元，公车费用占三公支出的49%。（7月12日《新京报》） 　　毕竟是审计署，他们公布的三公经费数据最为详细，并对很多数据作出了解释。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审计署有底气将三公经费置于阳光下迎接公众挑剔的目光，坦诚接受人们评头论足。正因如此，审计署的三公经费公开收获了不少掌声。 　　但是，冷静分析，即使是最详细的三公经费公开，人们其实也很难判断相关支出是否合理。比如，审计署及18个驻地方办事处共有公车206辆，去年每辆车的运行维护支出平均为5.41万元，这个数字高不高？它明显高于一般私家车，但公务车又不能与私家车相提并论，公务车使用率高，行驶里程长，光是耗油就多出不少。也许有人说，那就应该公开得更为详细，将每辆车每年的行驶里程公布出来。但是，行驶里程显然不能说明公务车是否全部用于公务，莫非要将每次公务活动用了几辆车、行驶了多少公里、加了多少油一并公布出来？即便如此，普通民众仍难以判断哪些公务活动是必要的，甚至无从知晓到底是不是公务活动。 　　公务接待费用也是如此。审计署2010年公务接待费865万元，多不多？很难判断，这得看有多少公务接待、规格有多高———那就将每次公务接待的人数、事由、住什么酒店、吃什么菜、喝什么酒、抽什么烟一并公布出来？即使如此，普通民众仍难以判断哪些公务接待是必须的，哪些开销是可以节省的，接待规格是否合适？ 　　公众经常说公开是为了监督，其实，公开离监督还有很长的距离，离约束政府花钱的距离更长，公开并不意味着就可以监督，更不意味着可以制约。换言之，公开只是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有了知情权不等于有了监督权，更不等于有了制约权。 　　公开三公经费当然是有意义的，越详细越有意义。在当前情况下，我们首先要求公开、详细地公开，但同时要认识到，公开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公开三公经费的最终目的是管住政府花钱的手，打造廉洁高效政府，要达此目的，需要“自下而上”的民众围观和舆论压力，更需要“自上而下”的监督和监管。各国的成熟经验表明，约束政府花钱，代议机关责无旁贷，应以代议机关约束为主、民间舆论约束为辅，这不仅因为财政监督具有一定的专业性，更因为民间舆论只能事后监督，而代议机关则可通过预算审议将约束的关口前提，更有效地防止政府乱花钱。 　　从这个角度看，人大加强履职，在审议政府预决算时严格把关，才是约束政府乱花钱的核心途径，不能因为预算难懂就不去审议，更不能稀里糊涂地让其通过。同时，财政部门在编制预算时要精打细算，相关责任追究机制也要加以完善并真正发挥作用。这些才是“硬约束”，民众围观只是“软约束”，如果“硬约束”不过硬，靠“软约束”显然无法从根本上管住政府乱花钱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