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州美术学院陈海教授回到故乡海南，带回他一系列备受同行称赞的小风景画，这些画装满了陈海对故乡的记忆和青春的怀恋。无论是对于艺术、还是生活，性情爽朗的陈海一直保持着一种真诚、坦率、毫不做作的态度。 　　翻开这批三十多年前的旧作时，似乎把记忆的匣子打开了。 　　海南岛是我的故乡，出生于此，成长于此。依稀记得小时候喜画连环画中的人物，还画过坐着拉二胡的爸爸。大约是小学五年级左右吧，在云南艺术学院任教的叔叔回乡，给我们几个侄子、侄女画了素描头像，画得很逼真，我觉得很神奇，也无限地崇拜叔叔。 　　文化大革命后到屯昌去读中学，因有些绘画的能力吧，时常在学校的大批判专栏画些政治宣传画。后来回海南侨中读高中，连红卫兵都不是的我竟然还当上了学校红卫兵营出版组的组长。这些都是旧事。高中毕业后，我有个机会到云南投靠自己小时候最崇拜的在美术学院教画画的叔叔。结果在云南一呆便三年多，当然不是闲呆着，而是尊重自己小时候的愿望，希望能跟着叔叔学些绘画的真本事。于是，叔叔把他的那辆旧单车让我蹬着在昆明城里城外地到处写生，而他自己则是天天走多半个小时的路程去上班。记得当时对我影响较大的是吴冠中、罗工柳等老前辈的小幅风景写生，他们的小风景写生我反复临摹多次。于是，昆明大街小巷、滇池边、苍山上、洱海边，可以说我无处不漏地进行着所谓的写生。其实我当时并无何基础，也谈不上审美，仅凭自己的爱好并在叔叔的指点下，像写日记一般地日复一日地记录着我所见，记录着我对某些场面、环境的独特感受。这些记录于是变成了现在的记忆。 　　1975年有个招工机会，于是我便回到了海南并进入了当时很红火的椰雕工艺厂，我感觉自己的所谓一技之长应可得到某种发挥吧。但在学徒班的工作似乎也并无太多发挥自己特长的机会，当时工厂里有采购员经常要出差到岛内各地去收购红藤籽、贝壳、椰壳等工艺制品原材料，于是恳求与自己较相熟的韩姓采购员把自己带上当副手，借着到各地收购原材料的机会，外出走走。我把小画箱带上，每到一地把工作完成后便抓紧进行自己风景写生，把感兴趣的东西记录下来。 　　年轻时曾很崇拜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记得那些英雄好写日记，把自己想的、做过的事记录下来，一旦不幸牺牲后，这些日记里的某些豪言壮语便成了我们年青人学习的榜样。但自觉得文笔并不好，想来也只有画画可以把自己所见所想记录下来，于是这便成了我的生活习惯，在工厂的三年多时间里，平时总是利用周末或下班后的空闲时间与一班志同道合的画友王家儒、蔡平、戴幕平等骑着单车出没于海口长堤、钟楼、海关大楼、海甸岛及海口周边地区，当时我们这班“文艺青年”不时会向海南艺术馆的张应中老师讨教（张当时的小风景画可以说画得出神入化，是我们无限崇敬的老师）。张应中对我们这班“穷小子”并不嫌弃，总是大方赐教，还把他自己的精品供我们学习研究，可说与我们是忘年之交，良师益友。我当时能取得一些进步全因拜他所致，在我考上广州美院之后曾到长沙去拜访他（他其时已调长沙艺术馆），他还把自己精品写生二幅赠我保存 ，我一直对张应中老师心存感恩。另外，让我在那个时期在绘画上有机会得到锻炼与提高的还有当时市文化馆的吴礼泉、潘正沂老师，他们时常把我从工厂抽调到市文化馆进行文艺创作，在当时这种机会对每一个文艺爱好青年来说都是无比珍贵。还记得打倒“四人帮”后市里要画一幅“你办事我放心”的巨型宣传油画时，把我与现在海南大学任教的王家儒都抽调到市文化馆进行创作，于是便有了当时海口市最为大型的一幅引众人注目的户外油画。 　　直到恢复高考，我有幸考上了广州美院。当时广州美院油画系在中南五省只招十五名学生，我与何坚宁有幸能名列其中，所占比例不小，实在是一种幸运。读大学后画小幅画逐渐减少。但还是没断，甚至在九十年代我到法国进修期间亦仍带着小画箱在巴黎街头出没，所有这些如日记般的记录，现在都成了我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