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辛亥风云· 讨袁风暴 　　文/海南日报记者  彭青林  高 虹  梁 昆 　　云南陆军讲武堂培养的外省将领中，以广东为最多；在粤籍学员里，又以海南为最多；海南讲武堂同学中，又以文昌为最多。探究这样特别的人文地理现象，我们发现，离不开辛亥革命及其之后历次革命的推动，正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潮，将各自偏居一隅的云南和海南联系在了一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将星熠熠的天空里，来自海南的光芒也照亮了一片璀璨的星空。 　　走进高大的三开间门楼，是一个占地广阔的四合院，四面都是长达百余米的赭黄色二层楼房，围起一块宽阔的正方形操场。云南昆明翠湖之滨的这所学校透露出庄严静肃的氛围。这就是被称为近代史上三大军校之一的云南陆军讲武堂。 　　在中国近代风云激荡的年代里，云南陆军讲武堂在1909年至1935年期间，共培养学员9000多人，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军事统帅和将领，以及数以千计的献身报国者，在历次革命与战争中作出过重要贡献，这在地方军事院校中绝无仅有，被称为“将帅摇篮”、“革命熔炉”。 　　步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沿着布展顺序走到展览最后部分，是这里引以为傲的将帅录。博物馆将收集到的300多名从这里走出去的将军一一作了简要介绍。每人一块名牌，记载着毕业期数、籍贯和简单的经历。300多块名牌，嵌满了一条长长走廊的两边墙壁。在宁静的灯光下，抬头慢慢看去，就好像走过了一片将星闪耀的天幕。 　　在这片星空下的我们，就像小孩子数星座一样，也有了惊奇的发现。“徐成章，海南人；严凤仪，海南人；叶佩高，还是海南人；还有这里、这里……”不意在这里能与海南乡亲相逢，我们逐个数来，海南籍将领共计36人，约占“将帅录”收录人数的十分之一。 　　彪炳战功： 　　琼崖36将与黄埔12教官 　　十分之一的比例，考虑到琼滇两地的遥远距离、当时极为不便的交通条件，以及云南陆军讲武堂主要招收滇籍学员的习惯（讲武堂成立之初就规定仅招收云南子弟）等因素，已经是相当高了。 　　从1909年到1935年，云南陆军讲武堂共招收了22期学员，而位列将籍的36位海南学员从第5期到第20期，经历了讲武堂最兴盛的办学时期。 　　在日后成为将军的琼籍学员里，入学最早的是文昌人云瀛桥，博物馆的资料显示，他在1913年前后即进入讲武堂第五期学习，其次是有“琼州第一将”之称、“琼州人任高职位军人之最先者”的琼山人陈得平，第六期毕业生。 　　现在已难以查知这两人何以最早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但从两人较相似的经历可见端倪：在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之前，两人均曾考入清军广东陆军速成学堂走上从军之路；两人均追随孙中山经历了护国、护法、东征、北伐等历次革命；两人均主要服役于孙中山创立的粤军。到1920年后，两人都已成为师长级别的粤军重要将领，并在粤军中培养了一批来自海南的军官。 　　此后4期没有出现海南将帅的身影。但十一、十二期“突然爆发”，不但拜将者多达10人，而且涌现了一大批值得海南铭记的重要将领。从此时开始，许多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海南毕业生在回到广东后，成为黄埔军校的教官，其中不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孙中山在广东创办黄埔军校时，云南陆军讲武堂在教学和人才上给予了大力支持。该校教育长和四大兵科科长都被选调到黄埔军校担任重要职务，一批优秀毕业生也成为黄埔军校的基层教官。博物馆的资料中特别提到了7名成为黄埔军校重要教官的毕业生：叶剑英、徐成章、严凤仪、叶佩高、符昭骞、毕士悌和崔庸健。其中，毕士悌、崔庸健为朝鲜人，叶剑英为广东梅州人，其余4人全部为海南人；这7人中还有5人为共产党员，其中海南2人。 　　这也是“将帅录”中最值得海南铭记的几个名字。琼海人严凤仪、琼山人徐成章都是受到党组织派遣加入黄埔军校的，是我党早期重要的军事指挥员。严凤仪曾任黄埔军校第一届执委委员，徐成章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队长，东征、省港大罢工、北伐都留下他们的战功，两人还都参加了南昌起义，并回到海南领导过琼崖工农革命军。即使非中共党员的叶佩高、符昭骞两人，后来在抗日战场上也立下卓著战功，成为一代抗日名将。叶佩高曾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并在中国远征军滇西会战中威名远播。符昭骞在华北抗战中屡立战功，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中条山战役中，他率领4个团游击半月后成功突围，在解放战争中，他联系地下党，成功策动第7兵团起义。 　　无疑，这几位在当时的革命军人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而他们黄埔军校教官的经历也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年轻的革命军人、包括不少海南人走上革命的道路。 　　此后，担任过黄埔军校教官的海南人还有十四、十五期毕业生曹石泉、陈哲、郑兰鹤、叶剑雄、王禄丰、吴济民等，共计12人。其中，曹石泉也是中共党员，黄埔一期教官，在东征等战役中带领黄埔学生军表现卓著，但不幸在“沙基惨案”中成为第一个牺牲者。直到云南陆军讲武学校被取消，但仍以“教导团”名义继续办学的第二十期，仍出现了两名海南将领，其中之一的蔡仲，是从云南陆军讲武堂走出去的最后一个海南将军，他与十八期毕业的叶佩高一起，曾担任黄埔四期教官。 　　当然，这36将帅仅仅是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收集到的、具有将军以上军衔的海南籍毕业生。此外，必定还有更多未曾收集到的海南人，当初怀着同样的报国梦想，离乡别亲来到偏僻的西南接受这所军校的锻炼。 　　根据地方志等一些资料显示，“将帅录”上的36人之外，至少还有两名毕业于此的海南籍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将孟敏、少将杨永仁，都是文昌人。 　　而据广州有关学者的研究，仅在国民革命军的前身、国民党最早掌握的武装力量———粤军这一支部队中，至少有171名来自云南讲武堂的师生担任各级军官，其中海南文昌籍的就有65名，再加上海南其它地区的18人，共计83人，占到总人数的近一半，远远高于排名第二的梅州36人。由此可见，曾就学于这所西南著名军校的海南人绝不在少数。 　　投考机缘： 　　南洋侨生与李根源立碑 　　对这36人的分布进行分析，还可以发现许多明显特点。从时间上来看，以第12期、15期、18期人数最多，分别有9人、10人、6人，其余为五期、六期、11期、19期各1人，13期、14期、20期各2人，还有1人毕业期数不明。很明显，这36人的出现有节点特征，绝大多数集中于12期、15期、18期及其前后一两期。从地理空间上看，文昌籍23人占一半以上，其余是琼山8人，琼海（包括琼东）4人，万宁1人，集中度也非常高。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海南人进入这所位于遥远的西南的军校，为什么他们大都集中在两、三期内，又为什么生源走向会集中于文昌、琼山等地？为此，海南日报记者走访了云南、海南两地的多位文史学者和研究者，一些线索逐步浮现。 　　回顾文昌的近代史，不得不提到南洋华侨，而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海南学员、尤其是文昌籍，也和南洋华侨有着密切的关系。海南文史专家符和积认为，文昌在海南开发较早，同时又地处台风登陆走廓地带，台风灾害较多，随着开发步伐加快、人口增多，素有航海冒险精神的文昌人开始向外谋出路，尤其下南洋谋生者不计其数。同时，文昌自古以来便形成了尊师重教、崇尚学业的传统，积极外出求学的人也越来越多，尤以晚清、民国时期为盛。 　　云南作家、琼籍南侨机工后裔陈达娅告诉记者，1916年，云南都督、也是讲武堂校长的唐继尧曾派特使陈觉民、符赞坊等到马来亚等地宣慰华侨，筹措华侨捐款，扩大其在南洋的影响，同时也招募华侨学兵。这使云南陆军讲武堂成为国内第一所公开招收华侨学生的军校。许多南洋的有志华侨青年原本报国无门，此时讲武堂首先打开大门，侨生立即积极投考。据不完全统计，从11期到第17期，讲武堂共招收侨生500多人。其中人数较多的有，1917年进入第十二期的侨生70多人，1919年进入十五期的侨生230余人，1923年进入十八期的侨生30多人。这与海南毕业将领的时间分布基本一致，也侧面印证了相当多的海南学员是从南洋投考讲武堂的。 　　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的侨生中，最著名的无疑是叶剑英元帅。1916年，他中学毕业从老家广东梅州漂泊到马来亚怡堡谋生，正感报国无门、苦闷彷徨的时候，讲武堂前来招生，让他寻找到了出路。很多海南籍侨生也都有着和叶剑英一样的投考经历和人生历程。与叶剑英一起投考的文昌人符昭骞，也是在10来岁就下南洋谋生，半工半读、艰辛度日，当听到讲武堂招生的消息，他立即积极投考。 　　云南的一些文史专家还认为，海南籍学员在讲武堂的外省籍学员中比例较高还和一个人有关———讲武堂的主要筹办人、第二任校长李根源。此人曾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加入同盟会。正是他聘请了大批同盟会员和革命派作为教官，将讲武堂办成清末各省军事学堂中办学成绩最突出的一所，并使讲武堂成为云南民主革命的据点。护国战争胜利后，李根源曾任陕西省省长，后到广东任驻粤滇军总司令，因在桂、滇军阀斗争中失利，1920年改任雷琼镇守使，所部驻防海南。今天在海口海瑞庙内，还有一块“明丘、海故里碑”，碑文有“陆军中将督办海疆防务事宜、陕西省长李根源建石”字样，时间为“民国九年”，即1920年，足可以印证这段历史。李根源一直心系讲武堂，驻粤滇军司令任上，他曾在驻地韶关开办讲武堂分校，办学两期。一些研究者认为，虽然其在海南任职时间较短，没有办分校，但由于其威望，也很有可能影响和引导了一些海南年轻人投考云南讲武堂。 　　到1920年代，早期进入云南讲武堂的海南学生都已毕业，除少数留滇和返回南洋外，大多回到广东任职。特别是1922年讲武堂十五期毕业的200多名华侨学生，在孙中山亲自致函请求下全部为其调用，在韶关组成北伐军大本营将校团，准备编练一支革命新军。虽然后未成功，但这些人大都进入广东各支军队。此时广东军队中，自云瀛桥、陈得平以来的海南将领不断增多，受到这些同乡的指引和模范作用，也有不少海南人投考到了昆明。 　　叶佩高就是这样来到了翠湖之滨。据史料记载，叶佩高原名叶用迈，文昌铺前人，是家中最小的儿子，从小家贫体弱，为谋出路他曾给正在云南讲武堂十五期就读的族兄叶剑雄写了一封信，叶剑雄在回信中热情地邀请他到昆明去。1922年1月，叶用迈带着微薄的盘缠越海翻山来到昆明，但此时讲武堂十八期招生已经满员，只有一个名叫叶佩高的人不知何故迟迟未来报到，叶剑雄通过同学和老师的关系让族弟顶替了这个人，从此，叶用迈的名字就变成了叶佩高。 　　还应注意到的是，交通的变化也让海南人有了更多机会前往昆明求学。清末从海南到云南一般取道广西，需翻山越岭，路途遥远，所需费用也是许多家境贫苦的海南人和侨生无法承担的。但1910年滇越铁路的通车改变了进入云南的交通方式，云南向南出海的通道被打开，蔡锷当年秘密回滇发动护国运动时就取道此路。自此，海南青年可以从海南或南洋各港口坐船到越南，再从河内坐火车直抵昆明。 　　革命潮起：文焕章事件与将军县 　　历史偶然中的因缘际会，加上革命浪潮的不断推涌，将海南和云南联系在了一起。 　　与叶剑英同时从南洋考入云南讲武堂十二期的文昌侨生文鸿恩、文朝籍身上，就有着鲜明的革命印记。这两人同属于一家，文鸿恩的父亲、文朝籍堂兄名叫文焕章，是清末文昌著名儒生、文昌中学国文教员。 　　（下转B10版）　（上接B6版）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南方掀起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海南也有陈侠农组织的琼崖讨袁军。文焕章积极支持讨袁军的革命行动，让盘踞海南的军阀龙济光部恨之入骨，指使文昌县知事胡熹以“暗设机关、为匪参谋”的罪名逮捕了文焕章，并于1916年5月21日在文城镇太平桥头将其杀害。文焕章的居所、著作、诗文等均被焚毁，亲友受到追捕，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文焕章事件”。文焕章的4个儿子和3个堂弟逃亡南洋，他们立志弃笔从戎，有朝一日报得家仇国恨，大都投考军校。文鸿恩、文朝籍就是因此从新加坡考入云南讲武堂。1928年，国民政府追认文焕章为革命烈士，此时文焕章家中已有两名中将、一名少将。时任上海市公安局长的文鸿恩亲自回琼为丧父立碑，同时抓获胡熹就地正法。 　　为什么清末各省皆办讲武堂，唯有云南讲武堂声名最著？云南的研究者介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讲武堂从建立之初就引入了一大批革命者为教官，特别是许多留学日本军校的同盟会员。据统计，在讲武堂初创时的教职人员中，同盟会员和倾向革命者占多数，这让讲武堂的革命火种代代相传。 　　在云南讲武堂办学最为兴盛的时期，当时黄埔军校尚未开办，保定军校掌握在北洋军阀手中，云南讲武堂自然为中国南方有志投考军校的青年所向往。 　　云南革命有讲武堂，海南革命则有南洋华侨。海南南洋华侨人数众多，他们在海外较早接受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思想，积极支持革命，出钱出力，一些富商巨贾更是倾囊支持，许多人更是亲自回国投身于革命洪流。这使得海南和云南一样，革命浪潮持续不断、风起云涌。曾参加黄花岗起义的陈得平，就是一个例子。起义失败后逃亡南洋。此时云南讲武堂尚未派人到南洋招生，陈得平主动前往云南投考并进入第六期学习，就学讲武堂成为他继续自己革命活动的一种方式。 　　陈得平、云瀛桥等人毕业后均回到广东服役，成为民国时期最早获得高军职的海南人，在他们的模范作用和提携下，海南人和南洋琼侨陆续投军、参加革命。自从十二期讲武堂大批招收华侨学生，海南人开始大量进入讲武堂，他们毕业后也大多回到粤军任职，孙中山和国民党对这支军队的直接领导也让他们的军事才能在革命中有了广阔的发挥平台。更有许多海南毕业生因为讲武堂的良好训练，成为黄埔军校的教官。 　　云南讲武堂历史博物馆的资料显示，可以查到的先后成为黄埔军校重要教官的讲武堂毕业生约有20人，而其中海南籍毕业生就有12人。相比陈、云等前辈的个人作用，这个群体对海南青年的示范和引导作用、特别是投考黄埔军校发挥了更大影响。仅从黄埔一期入学名单来看，其中海南籍就有24人，日后大多数成为将军。在1925年-1927年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最初几期中的海南人就达数百人之众。 　　根据上世纪40年代的统计，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海南文昌人多达203位，在全国仅次于广东台山，是名副其实的将军县。云南讲武堂的海南毕业生，正是其中的先行者和引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