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原司长朱幼棣在与郑州药交会同时同地举行的第二十届中国医药企业营销高峰论坛上怒斥：“国际上，仅有20%的药品经由医院卖出，而中国80%的药品由医院卖出，中国医院普遍存在以药养医现象，医生成了最大的药贩子，为数千年来之未有！”（12月12日大河网） 　　医生，本是纯洁神圣的事业，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被认为是代表了一个社会道德底线的医生却成了“最大的药贩子”，成了“看病贵”“看病难”推手，问题何在呢？ 　　其实，为了控制药品价格虚高，监管其进入医院渠道，保证其安全，从2000年2月开始，国务院提出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试点，后来又在各地推广，目的是依靠集中的、团体的和更大规模的采购数量以获得最优价格和服务。但现在看来，本是国际通行做法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在我们这里却出了问题，暗箱操作，权力寻租，不一而足。 　　究其原因，虽然这一制度在程序上的合理性不容置疑，但由于医院在药品购销中的强势地位及“以药养医”的体制没有改变，最终使得招标采购的初衷无法完全实现。许多企业即使中了标，后期的公关费用仍然不能少，从医院分管院长一直到临床医生，都要“打点”，否则医院可能很快就不进中标的低价药。同时，我国制药产业自身的缺陷，也催生了流通领域的商业腐败，客观上促使药价虚高。 　　据悉，美国前30位的制药企业，1992年集中度就高达97％。而我国排在前50位的制药企业，生产集中度2000年约为50％。而数量巨大的企业一年还要新增数千种仿制药推向市场。由此造成药品生产领域的恶性竞争长期存在：产品创新能力低、生产成本高，于是竞相涨价，“高报价、高定价、高回扣”，拼命留出巨大的价格空间，给打通各个环节、进入销售终端留足“财力”。 　　由此可见，让“医生成了最大的药贩子”的是由医药改革措施不配套造成的。我国进行的是渐进式改革，在具体的改革措施上采取的是单兵突进式的改革模式，这种改革往往是在问题突出的环节突破。但是，当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时，那种为了解决紧迫的问题而被动地出台的改革措施，就显得力单势薄。 　　因此，我们应该反思单兵突进式的改革模式，在新形势下实施综合配套、全面推进的改革战略，否则某些改革就可能难以取得真正效果。“医生成为最大药贩子”的吊诡才不会重现。 　　□ 马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