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7月，时年35岁的郭仁勇在文昌县委宣传部，开始负责对台宣传工作，从此开始了影响他此后人生岁月的一份工作。此后20年间，郭仁勇先后担任文昌县委宣传部干事，县报道组成员，文昌县委对台办副主任、主任等职。凭借特殊的工作，郭仁勇近距离接触了大量的文昌台属、台胞，常年笔耕不辍积累总结，直至1998年12月退休至今，郭仁勇都不曾停下收集和整理“国民党中的文昌人”相关资料的脚步。2002年5月曾自费出版了《文昌将军传》一书。对此，郭仁勇这样理解：这些资料是海峡两岸骨肉相连的有力佐证。 　　“请他把他父亲的简历和照片准备一下，给我寄过来。”听说在海南省政府台办工作的儿子接待了一个原籍文昌、曾被国民党授予“少将”军衔的人士的后人，郭仁勇不忘多次提醒儿子。 　　今年74岁的郭仁勇，文昌市龙马乡坡头村人，2002年5月曾自费出版《文昌将军传》一书，书中收录了197名文昌籍国民党少将军衔以上人物，以及163名原籍文昌、去台的文艺界人物。这些人物中包括人们比较熟知的曾任国民党情报机关头目的郑介民，在北伐战争中牺牲的冯尔职，在抗日战争南京保卫战中壮烈殉国的韩宪元，抗日战争中血战台儿庄的陈应龙，随中国远征军入缅甸作战的张磷俊、陈威那，在解放战争中率部起义的云汉、吴宗泰等人物。 　　1973年7月，时年35岁的郭仁勇在文昌县委宣传部，开始负责对台宣传工作，从此开始了影响他此后人生岁月的一份工作。此后20年间，郭仁勇陆续担任文昌县委宣传部干事，县报道组成员，文昌县委对台办副主任、主任。凭借特殊的工作，郭仁勇近距离接触了大量的文昌台属、台胞，常年笔耕不辍积累总结，存下了数十本工作笔记。1998年12月退休至今，郭仁勇都不曾停下收集和整理“国民党中的文昌人”相关资料的脚步。多年从事涉台事务的工作经历，郭仁勇深刻地理解，这些资料是海峡两岸骨肉相连的有力佐证。 　　“县里特批”接触台属 　　“国民党败逃台湾，海南文昌籍的去台人物特点显著，人数多、官阶高。据我接手工作时的相关统计显示，涉及到全县960多户人家，20多个公社均有分布。”近日，郭仁勇向海南日报记者回忆，他当时开始负责的对台宣传工作，主要就是详细了解这些去台人员留在家乡的亲属情况，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然后撰写稿件。 　　为了方便工作，当时县委宣传部给郭仁勇配了一辆“红棉牌”自行车，郭仁勇经常是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就出发下乡去了。郭仁勇当时的工作，有着非常严格的程序：带着县委宣传部的介绍信，找到公社的政工书记或者宣传干事，然后和他们一起进村入户进行详细了解。 　　“我是被县里特批和他们进行接触的。”郭仁勇说，因为在当时特殊的社会形势下，同村人甚至都不敢和他们这些国民党去台人员的家属说话。 　　但是，郭仁勇的工作并不顺利。经过数次政治运动，尽管是他们的亲人，但很多人都不愿提及，一些人甚至一说起来就是泪流满面。尤其是看到郭仁勇还有用笔记本进行记录，更让有的人大为紧张：这些内容记录下来，将来会不会成为自己的“罪状”。后来郭仁勇想到了解决办法：相当长的时间里，他都不进行现场记录，只用脑子记。回到公社办公室后，凭借记忆将他们所说的内容写下来。 　　回到县里，郭仁勇就把了解到的去台人员的亲属情况进行整理，形成文字稿件，通过一定程序送至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新闻社，从而实现对台宣传家乡的变化，展现去台人员在家乡亲人的生活现状的目的。 　　“公开出版”路途曲折 　　时间久了，郭仁勇积攒下来越来越多的工作笔记本。这些笔记本中，不仅记录了去台人员亲属的情况，还有去台人员的个人简介。1986年，北京的一家出版社计划出版《宋庆龄的故乡———文昌县》，找到文昌县方面寻求配合进行收集材料。作为当时文昌县里的“笔杆子”，郭仁勇负责撰写了这本书超过一半的内容。 　　在这本书出版之后，郭仁勇感到有些许遗憾———书中最后敲定的关于文昌籍人物的内容相对比较单薄，远少于自己已经了解到的文昌籍的国民党人物，一个新的想法由此产生了———是否可以将这部分人物专门集中整理出版呢？ 　　说干就干！经过两年的整理，1988年郭仁勇拿出了《国民党中的文昌人》手稿，并写信给当时的全国政协委员、曾为国民党中将的郑庭笈题写书名。之后，郭仁勇将手稿交给文昌县政协。 　　但是，这样的举动在当时看来已经不仅仅是“大胆”可以形容，很多人都质问“这究竟意欲何为”。文昌县政协多次召开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扩大会议进行讨论。当时有人认为，这是为国民党进行树碑立传，不能出。还有人说“不出共产党的人物传，出国民党人物传，不妥。” 　　争论不下，有人找到了依据———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成武曾在全国文史工作会议的报告中说：“对于历史人物，不论他们的阶级地位、党派关系、政治态度、世界观和学术观点如何，只要他们在历史上有过一定影响，我们都积极去征集或出版他们的资料”，当时的文昌县政协主席符国海拍板确定以《文昌文史·民国人物专辑》为名出版。 　　书稿到了文昌县印刷厂，20多天没有排班开工。郭仁勇找到印刷厂长催促，“书中的内容都是国民党的人物，这样的书能出版吗？”印刷厂长反问。“县政协主席都拍板了，你只管印就可以了！”郭仁勇理直气壮。 　　“文昌将军传出版了！”1989年6月，《文昌文史·民国人物专辑》正式出版。“从那之后，那些从前不敢向我提供情况的去台人员亲属，主动找到我要求提供相关情况。”郭仁勇说，还有一些人说他们的亲人也曾是国民党的将官，该书中遗漏了，希望可以补充进去。 　　1992年年底，在郭仁勇增补了相当内容之后，文昌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出版了《文昌文史·民国人物专辑》第二辑。 　　“生平传略”多方佐证 　　2002年5月出版的《文昌将军传》，是郭仁勇在《文昌文史·民国人物专辑》第二辑的内容基础上，进行了再增补以及详细分类。书中收录的人物，主要是个人生平传略，少则二三百字，多则上千字。 　　曾经有人建议“官阶高的字数多一些、官阶低的字数少一些”，郭仁勇对此明确拒绝———书中采用的资料，是要经过多方考证、站得住脚的内容；在各方资料对同一人物的官阶叙述不一致时，他采用“就低不就高”的原则；也有人劝“将衔级别高的人，排在书目的前面”，郭仁勇也没有采纳，而是按照姓氏笔画进行排序。 　　“每个人的资料内容，都是经过了多方佐证。”郭仁勇说。在有意出版书籍之后，郭仁勇没有仅仅停留在从去台人员的亲属，文昌当地公安、民政部门那里获取信息，他还向去台人员本人和同僚了解情况，收集在台湾的宗亲会、海南同乡会出版的相关书面资料，甚至寻获一本他们的族谱，都会让郭仁勇“如获至宝”、兴奋数日。 　　两岸交流解禁后，部分去台的文昌籍人士回乡探亲。趁着接待他们的机会，郭仁勇都会向他们征询了解他们本人、以及其他认识的同乡的相关个人经历情况。例如，曾任国民党中将军长的陈威那在回文昌探亲后，就从台湾给郭仁勇寄了《海南近代人物志》。 　　为了多方佐证入选人物的资料，郭仁勇还认真地给文昌籍的去台人员亲属、去台人员本人以及同僚，写了数百封书信，向他们了解相关情况。如今，这些人物的回信已经珍藏在海南省档案馆内，成为历史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