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的转为白话，乃是一个渐变的发生过程。漫长的两千多年文章，自有辨证的因素在内。试观《汉书》文章，因风习变异、意识形态的改易，今人读之已有难度。但从《汉书》陡然跳到清代的《碑传集》，但见其逻辑关系，接榫过脉，都更清晰丰满，文意的前后联络更为合理。二者在气质上是一脉相传的。后者更以前者为最高鹄的。唯善用古者能变古，此为善性之变。而人为的倡导白话，以为搞到清汤寡液方为白话之正传，则也不免锢蔽顽劣之病。且表现形态为强人从我，那是时代文化专霸之怪物。也有民国初年出道之时用浅近文言，晚年改习白话文者，则往往面目可憎，不忍卒读，此系自然渐变为科学，人为突变为愚昧的缘故。 　　民初大译家，林纾译文高古，其人以《史记》《汉书》为心法。他所标举的文言文，是直追秦汉的那种散体古文，运用纯熟而滴水不漏，所谓胎息于史记汉书。叙事文学的长篇小说译来殆无倦色，文章通体健旺，且其人博稽深思，据文意更有创造发挥，不特忠实于原文，且有改进之处。以此一点，于某数文家，钱钟书先生说是宁愿读林氏译文，不欲读原著也。林译文学，严复则多译学术著作，其简古之文，对原创宗旨之把握甚是得体。可谓遗其粗而得其精，其译文风格，颇利于学术精神之穿透性领悟。他译《天演论》、《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法意》，涉及社会、逻辑、法学、政治诸门类，为当时认知西方之一完整体系，其译文风格可谓之打通，盖无道则隔，有道则通。 　　译事三难：信、达、雅———即由严复译《天演论》时，在《译例言》中破题道出。翻译的大略，他以为“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信本文”。他译这本书的《导言》词汇深蔚，藻采纷披，以文字精神复活大自然，使之成为深具人文色彩之第二自然，端的是精美不可方物。 　　“悬想二千年前，计唯有天造草昧。人工未施，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加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四时之内，飘风怒吹，或西发西洋，东起北海，旁午交扇，无日无息。上有鸟兽之践啄，下有蚁喙之啮伤……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种族而已。” 　　起赫胥黎于地下，亦必拊掌称佳。那原作的衣香鬓影，在他笔下硬是传达得天衣无缝。真的可以使疲神顿爽，居无寥落，大慰所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