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盛夏，我们北京大学中文系八三级毕业生从全国和世界各地回到母校，在北大五院中文系会议室举行毕业20周年聚会。几十个已是人到中年的老学生，想找回当年在教室里听课的感觉，便恭恭敬敬地把几位二十多年前曾经授过课的老老师请上台，让他们每人讲上几句。这几位年龄从五十多岁到八十多岁的老老师，都很实在，他们在发言中，除了对这些老学生进行必要的勉励外，更有非常严肃的告诫。虽然这些老学生中的一些人，他们的名气早已超过了自己的老老师，但是仍然愿意倾听老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我记得最真切的一条，是几位老老师不约而同地强调：学者应该远离媒体。 　　“学者应该远离媒体”，就这句话本身来说，我认为是可以商榷的。学者与媒体的关系，从积极的角度看，应该是这样的：对媒体而言，学者是一种珍贵资源；对学者而言，媒体是一种传播渠道：媒体可以通过采访学者、向学者约稿、邀请学者做嘉宾和参与策划，使受众获得对问题更新和更深的认识，从而赢得更多的读者和观众；学者可以通过媒体，使自己的思想观点和研究成果被公众了解，从而对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形成影响。尤其是在人类全面进入信息时代的过程中，信息/知识逐渐成为社会的主要财富，信息/知识流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要求学者与媒体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而绝不是“远离”。 　　仅就北大中文系百年历史来说，学者与媒体的关系无论如何也难用“远离”来概括。“五四”时期，我们的太老师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鲁迅﹑周作人等，不仅是著名的学者、教授，而且是中国现代报刊业的开创者、主持者和著名作者。如果那时他们“远离媒体”，中国就不会出现“新文化运动”，历史就会是另外一种面目了。直到当代，尽人皆知，前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当过北大出版社总编辑，现任北大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教授与《读书》杂志等报刊有着很深的渊源，这些难道是“学者远离媒体”的范例吗？实际上，近百年来，北大中文系既出现了很多治学严谨、成就卓著的学者，同时也出现了不少善于与媒体合作的学者，而且这两类学者的重叠率也是较高的。 　　然而，经过几年来细心品味，我又觉得几位老老师不约而同地强调“学者应该远离媒体”，是另有深意的。 　　这些年，功利观念、浮躁风气已经渗透到学术研究领域，学术失范、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等现象屡见不鲜。有些学者难以忍受坐冷板凳的寂寞，希图借助大众传媒一夜成名，尽速达到名利双收。当媒体像娱乐明星般反复炒作他们的时候，自然会引起那些规矩读书、老实治学的学者们的强烈反感。“学者应该远离媒体”，此话正是在这样的特殊语境中说出的，它是对恢复学术规范、净化学术环境的一种呼唤。 　　大概每座城市、每个地区，都有几位这样的学者———第一，他们在媒体上的出场率很高，报纸上总有他的字儿，电视上总有他的影儿；第二，在媒体上他们只会吹捧，从不批评；第三，他们侃起来似乎什么都懂，无所不通，所以媒体也不必再费事去请别的学者来谈了。 　　应该提醒一下这样的学者：第一，媒体出名，不等于事业成功；第二，如果盲目追逐大众时尚，以此取悦受众，成为和明星一样的娱乐符号，将不仅有失学者的尊严，也有损学者的智慧；第三，除了上媒体，还要留出一定的时间来做自己的学问，出自己的成果。曾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聊斋》的马瑞芳教授将该栏目喻为一张“魔鬼的床”，耐人寻味。希望与媒体整天摽在一起的学者，不要忘记侯宝林说的相声里还有一位聪明的醉鬼，他知道如果顺着对方手电筒的光柱爬上去，“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钱钟书先生在世时，很多人慕名不远万里来拜访，而他却避之唯恐不及，常常闭门谢客。有位英国女士打来电话说非常喜欢钱先生写的文章，想到家中拜见作者，钱先生极富风趣地回绝道：“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钱先生这话差不多是二十年前说的，如今的传媒业比那时要发达得多，遇上这样的事媒体很快就会让下了好蛋的母鸡亮相于大庭广众的。面对媒体，是亮蛋，还是亮鸡？这对于当事学者来说，还真是个难以把握的难题。而对于媒体来说，无论是亮蛋还是亮鸡，也至少要把握住———亮的蛋别是臭蛋，亮的鸡别是瘟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