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千呼万唤始出来”来形容9月15日《白鹿原》的全国公映，显然有些夸大其词。但是放映方在公映之前突然放出“无限延期”的话来，可谓吊足了观众的胃口，结果原定首映后仅仅两天，《白鹿原》就悄无声息地杀了回马枪，用个流行的词儿，也算是“逆袭”了吧。终于，宣传造势，做了一年多文章的这部2012年的重头戏，在大荧幕上摊开了它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麦田，这是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家族的传奇和秘史，也是一个民族的叹息。 　　一 　　王全安导演这部雄心壮志的《白鹿原》，改编自陈忠实先生的同名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写作，穷陈忠实先生毕生的心血，这部几十万字的作品是他可以带进棺材垫头的荣耀和欣慰。很难说是什么在召唤陈忠实先生的灵魂，是一百多年来一代一代中国人默默承受的苦难，是自己家族在渭水流域世世代代的生根发芽，还是仁义礼仪散发的醇厚的泥土芳香？关于这些，评论家们不乏深邃的见解。无论如何，小说《白鹿原》不仅是我大学时代专业课要求的必读书目，更是一部严肃的、有厚重感的、值得积淀下来并传承下去的作品，至于曾经得过茅盾文学奖，那都是小事。 　　对于当下的文艺圈，严肃多难啊。 　　说来也有趣，小说《白鹿原》自问世以来，不是没有被其他艺术形式改编过，我看过北京人艺的话剧，还听说有过秦腔版本的《白鹿原》。倒是影视作品迟迟未动，有人分析，大概因为影视作品的受众太广了，原著中的一些想法与主流意识形态有一些作者刻意的距离吧。也难怪有那么多的人在期待这部电影了，电影《白鹿原》的诞生实在经过了曲曲折折太长的一条道路。据说，电视剧版本的《白鹿原》也已经开始行动了。 　　当我们在期待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们在期待什么呢？ 　　二 　　是在期待又一个当代文学经典被大荧幕影视化，并成为大荧幕的经典吗？也许是的。中国当代文学和电影的渊源由来已久。能够被搬上大荧幕的小说，首先要具备的特质是好故事。毋庸置疑，《白鹿原》肯定是个好故事。白鹿原上绵延五十年的两个大家族之间的动荡和纠缠，三代人的瓜葛和悲欢，单听这一句话的概括，就足以想见其间故事的丰富和荡气回肠。当下的中国华语电影，最缺的就是故事，头头是道又不侮辱观众智力的故事，太难得了。 　　受限于篇幅和形式，电影《白鹿原》对原著小说有所舍弃。公映的版本只有155分钟，出于种种原因，不得不舍弃了1938年到1949年之间的部分，但是剩下的篇幅也算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文本。电影《白鹿原》的故事主线变成了以黑娃、田小娥与白嘉轩之间的代际冲突为主的人性大戏和伦理冲突。黑娃和田小娥，以及白孝文和鹿兆鹏，代表了白鹿原上的新一代，这一代人的人生方向比起父辈来，更加的多元化，这些多元价值观，冲撞着以白嘉轩为代表的古中国的乡土宗法秩序。黑娃和田小娥希图加入这一秩序而不得，因而触底反弹，对高高在上的宗祠和宗法产生了深刻的仇恨和报复。白孝文本来要接过乡土宗法的接力棒，成为宗法秩序的护法人，但是偏偏，宗法秩序在他身上的解体比任何人来得更加深刻，他摒弃了忠孝仁义的信条，沦落为彻头彻尾的败家子。鹿兆鹏的选择看起来更加理性，他是在新的视域里主动摒弃乡土宗法，走上革命道路的。 　　白嘉轩、鹿子霖、鹿三，代表着古中国的乡土宗法，无论他们仁义、奸诈，还是老实，有一点都是一样的，即乡土宗法中的“父亲”为大。家族中的威权来自血亲中父亲，Y染色体的遗传决定着家族的秩序。而多元价值观的白孝文、鹿兆鹏、黑娃与恪守乡土宗法的父辈构成了紧张的对立关系。每一家都有一个和老子格格不入的儿子，老子禀性不同，儿子的禀性也不同，老子之间禀性不同，儿子之间的禀性也不同，这而对关系缠绕在一起，故事怎么能不张力十足呢？ 　　作为电影的《白鹿原》，基本上讲好了这个故事，尽管大荧幕上的版本不是足本，但是导演还是在种种限制下尽量把它构建成一个故事。而且讲起来干净利索，眼界开，格局大，故事的线条粗狂，但是交待得清晰到位，一点也不拖泥带水。演员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张丰毅、吴刚、刘威、段奕宏等对人物的拿捏精准，表演得真诚而讲究。 　　此外，《白鹿原》视觉效果磅礴大气，细节精致考究。影片一开场，扑入视野的就是白鹿原上一望无际的麦浪。金黄色的，饱满的，焕发着生命欲望的，而又负载着历史厚度的麦子，一直伸展到高原的尽头。多次出现的浑黄的色调除了具有黄土高原结实敦厚的属性外，还是回忆的色彩和老照片的调性，既有麦地和民族的焦渴感，又富于乡土中国的原生态。至于场景中的细节，融粗粝风格于精心制作中，得体大方，性格鲜明。 　　至于音效，风吹麦浪的自然音响和华阴老腔都为影片增光添色。尤其是华阴老腔，话剧用过，王全安在电影里也借鉴了过来。老腔的味道粗野开阔，淋漓尽致的音乐色彩很契合黄土高原上原始的生命力。 　　三 　　前文讲过，年青一代精神上的“弑父”，是多元价值观对乡土宗法的冲撞，文化基因的传承，在父子两代人的身上已经发生了断裂。这只是陈忠实先生和王全安导演思考的一个方面，也是剧场版传递出来的信息。但是，足本的《白鹿原》的思考并没有停滞于此，而是伸向纵深。也许，人们希望在《白鹿原》中看到家国和时代命运的缩影，或者，是人性在这种变迁和断裂中的变形。 　　据说，被删剪掉的内容是关于中国革命的。于是，白灵这个角色彻底从大荧幕上消失了。鹿兆鹏和白灵之间的故事也没法往下继续讲了。当兵后的白孝文也没有机会重新回到白鹿原，观众也没办法看到白孝文和黑娃的反目成仇，更看不到最后黑娃终被置于死地。总之，后面还有很多的内容，这些内容直接指向了革命者的本质。 　　应该说，革命是件好事，但是参加革命的人则不尽然全是好人了。当然，革命者中的理想者大有人在，而投机分子也有，像白孝文。白鹿原上的乡党们，交过皇粮，伺候过军阀，闹过农协会，祖祠前的戏台上，经历了太多的更迭和变幻了。就像是唱大戏，一拨儿一拨儿，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全是演员，台底下的乡党才是不变的观众。种地和纳粮，无论谁上台，乡党们的事业就这两件事而已。在白鹿原祖祠戏台上跑来跑去的，其实就是赵树理先生笔下曾经写过的那些村干部，以前叫乡约，后来叫村长，再后来不一定叫什么，但无论谁来了，都是一回事。人性的蜕变，在农村基层的权力争夺中暴露出其恶的本质，挟公器而报私仇的大有人在。杀来杀去，军阀杀的是老百姓，国民党的官员也一样，抓不到鹿兆鹏，就抓鹿兆鹏的爸爸鹿子霖。 　　革命是好的，但是革命者的队伍里混进了恶人，才把革命搞得像烙大饼一样。革命确实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挽救国家的危亡，但是革命和新权力的公器的另一刃在不善者的挥舞下必然会伤及无辜。在白鹿原几十年的历史兴替中，人心和人性的沉沦才是最要命的。所以，只看到文化传承的隔断，或者只看到革命的某些问题，都是不到位的，一切悲剧的本源都是人心和人性的沉沦。正是在这股沉沦的浪潮中，白嘉轩硬硬的腰杆子才具有悲凉的美感，他执着固守，又一步一步走上末路英雄的道路，这个末路不是生计的失败，而是正义和善良的萎缩。 　　顺便说一下电影中消失的朱先生。他是陈忠实先生小说中的理想人格，一个化身，一个符号，散发着很难和吃喝拉撒扯上关系的仙气。不见了这个人物，《白鹿原》的故事少了很多传奇性和宿命感。与他一起不见的，还有洋溢在小说中的灵异。这灵异绝对不是所谓的迷信那么简单，而是乡土中国对历史和时代固有的理解方式。司马迁说自己写《史记》的一个原则，就是“究天人之际”。看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的感应，说得明白些，就是上面我说的意思。可见，这是几千年乡土中国固有的思维方式。应该说，删掉这些内容，是电影《白鹿原》的一个小小的遗憾。 　　期待早日见到足本吧，就这一个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