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批关于南海诸岛的手迹、古书、旧报纸、旧地图等被海南收藏家苦心寻到，时间跨度从1743年至1951年。古物古图是历史遗物，每一件藏品都可证明南海的历史面貌，为南海的主权提供了新的佐证。

　　处处留心收宝物

　　“南海诸岛屿，自古就是中国的，我的一组藏品就能佐证。”近日，在一次小型的收藏鉴赏沙龙上，海南收藏家蒋运先生向笔者展示了他收藏的一组6件藏品。有书法手卷、有古书、有报纸、有地图，时间跨度从1743年至1951年。谈到这组藏品的来历，“还得从三年前，我从拍卖会拍得这件书法手卷说起。”蒋运先生给我们娓娓道来：“当时，我只是觉得这件书法手卷写得不错，并没在意写什么内容，就以高出估价十几倍的价格拍了下来。回来后，经过研究发现它是《海国闻见录》的部分校注稿，有南海诸岛的内容，由于不全，觉得买亏了，有些后悔。但过后仔细一想，既然涉及南海主权，即使不全也一定有研究价值，如果能找到刊印出版的完整的古书也不错，于是就开始留意这本《海国闻见录》善本。”

　　经过苦苦搜寻，一年后蒋运先生终于在福州的一家古旧书店里买到了这本《海国闻见录》清道光刻本。三沙市成立后，他萌发了要多收几件证明我南海主权藏品的念头。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他陆续在河南开封收到了两张民国时期的介绍南海诸岛的《地图周刊》旧报纸，在广州收到一张双面日本侵华日军1942年印制的《太平洋时局图》和《南洋诸国明细地图》，在广西桂林收到一张商务印书馆1951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

　　《海国闻见录》：收录南海诸岛地图

　　蒋运先生的第一件藏品为一本线装古籍善本，1函1册，竹纸本，清道光原刊本，版心有“昭代丛书·戊集，世楷堂藏版”字样，书首署“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海国闻见录二卷”，为清水师提督陈伦炯作于雍正八年（1730），是中外海洋文化史上影响甚远的一部综合性海洋地理名著，曾被民国藏书家李初之收藏，钤“初之藏书”和“李初之印”两枚收藏印。该书分上下二卷，上卷记8篇，包括天下沿海形势录、东洋记、东南洋记、南洋记、小西洋记、大西洋记、昆仑记、南澳气记；下卷地图6幅，包括四海总图、沿海全图、台湾图、台湾后山图、澎湖图、琼州图。

　　作者陈伦炯（1687-1751），字次安，号资斋，福建同安县安仁里高浦村（今属厦门集美区杏林街道）人。少从其父出入东西洋风涛之中，熟知海上形势。清康熙年间袭父荫补，召充宿卫。尝随从康熙帝狩猎关外，康熙帝偶问及外夷情形，对答如流，皆与图籍吻合。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贵事变起，奏陈《易平状》。事平后，授台湾南路参将。雍正间，晋澎湖副将，旋补台湾镇总兵。后历任广东高、雷、廉及苏松、狼山诸镇总兵。乾隆七年（1742）升浙江宁波水师提督。

　　这本《海国闻见录》古籍善本下卷内附的《四海总图》，是现在能见到的世界上第一幅关于南海诸岛的地图，并首次把南海诸岛分为四个群岛，且明确标绘有四大群岛的地名和位置。当时称东沙群岛为“气沙头”，西沙群岛为“七洲洋”，南沙群岛为“石塘”，中沙群岛为“长沙”。除此之外，还对南海诸岛岛群的分布、海洋特征、潮汐变化、更路和风向，以及航行和飞鸟的关系，都有较详细的记述。以后的地图，如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七省沿海图》、1798年《咸朝七省详图》等的绘法均与《四海总图》基本相同。“这些都充分说明中国人是最早发现、开发和利用南海诸岛，而且也是最早绘制南海地图、最早命名南海诸岛的唯一国家”，蒋运说。

　　这本古籍善本在历史上还有过一段佳话：清光绪三十四年（1909），日商西泽占我东沙群岛，清政府与之力争。时任南京江南图书馆总办的著名学者陈庆年愤疾之余，遍阅海道各书，终在雍正年间陈伦炯《海国闻见录》的《沿海形势图》上找到东沙岛，早于英人金约翰《海道图说》八十余年，证明此岛屿属于中国区域，书告南洋大臣端方，争回了东沙主权，在史界传为美谈。江苏镇江市文管委建立的陈庆年纪念碑上也刻有这样的文字：“1909年日商强占我东沙岛，清廷应对无策。先生闻后，献出家藏陈伦炯《海国闻见录》《沿海形势图》证明该岛为我版图，东沙岛遂不致沦入日本。”

　　乾隆年校注稿手卷：具文史艺术双重价值

　　蒋运的第二件藏品是一件书法手卷，水墨纸本，卷长228厘米，为8开半册页裱成，卷首署《南澳气》，落款“乾隆八年（1743）岁在癸亥嘉平月纳兰弟常安拜题”，钤一枚满文印和“吟风琴月”闲章。展开手卷，泛黄的纸页上，小楷字体间是朱红色的圈圈，这种格式应该是古代刻版印书用的校注稿。从内容看，该手卷为《海国闻见录》部分校注稿，由于不全，而且只有《南澳气》这篇有标题，所以藏家将其裱成手卷并将《南澳气》放在卷首。从手卷最后一段《序》的记述得知，书法手卷作者纳兰常安与《海国闻见录》作者陈伦炯当时同在浙江为官，“同守海邦”，而且还经常在一起谈论“防海之略”。《序》中还记述了陈伦炯曾将《海国闻见录》二册邮寄给纳兰常安，“示余批其图绘注说”，纳兰常安看到书稿后非常兴奋，认为明代的《筹海图编》比这本书要逊色得多，所以他希望早点印出来，上能够辅佐朝廷，下能够惠及百姓，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从上述记载可以得知，《海国闻见录》尽管作于雍正八年，但当时并没有印刷出版，直到乾隆八年，在时任浙江巡抚的纳兰常安亲自校注和极力推动下才印刷出版并撰写了序言，这也是为什么史料记载《海国闻见录》最早的版本是乾隆九年（1744）的原因，应该说纳兰常安对《海国闻见录》的出版是有贡献的，但文献中却鲜有提及，该藏品正好还原了一个历史事实，具有很高的文史研究价值。

　　该书法手卷作者纳兰常安（1681-1747），字履坦，纳兰氏，满洲镶红旗人。少年时曾师从名儒韩菼，生员（秀才）出身，一生浮沉宦海，于乾隆六年至乾隆十二年（1741-1747）任浙江巡抚，陈伦炯于乾隆七年（1742）升浙江宁波水师提督，所以《序》中记述的他们同在浙江为官、“同守海邦”是符合史实的。纳兰常安属于有成就的文人学者，著述不少，包括诗文集、史论、人物传记、笔记等。尤其他还有十多种史书选抄，说明纳兰常安有抄录和校注史书的习惯，所以遇到友人相托，给其新书校注一番就不足为怪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该书法手卷为纳兰常安校注的《海国闻见录》手稿真迹无疑。

　　也许有人会说，这件手卷的文物价值，无法与宋元孤本古籍相提并论；艺术价值，也不可能达到历代顶尖级书法家传世墨迹之地位；“南海诸岛自古属于我中华”的历史信息，其他文献中亦早有记载。但是，古代封疆大吏的手迹、传世经典的校注稿与“南海诸岛自古属于我中华”的重要历史信息，在一件手卷中三位一体，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旅琼书画家刘运良先生见到原件时曾反复说：“这样的历史文献，不是经常能被发现的，我们决不能低估了这件校注稿手迹的文史和艺术价值。”

　　笔者还了解到，自从钓鱼岛主权铁证———清代学者钱泳的手稿《记事珠》原件在北京保利以1325万拍卖成功以后，有几个古玩商人打听到了蒋运手上这一组佐证我南海主权的藏品后，愿以300万元人民币的高价收购这一组藏品，但被蒋运拒绝，“我希望为这一组藏品找到一个好的归属，最理想的是能进博物馆，公立也好，私立也罢，当然最好是公立的，而且还希望它能永久留在海南。”蒋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