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了有些日子了。远在天堂的父亲不会乐不思尘忘了尘世间的三个孩子？三个孩子依次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中、70年代初，据说父亲斟酌再三，为大姐取名真、我取名忠、弟取名良，是希望姐弟三人为人待人方面要真诚、善良，处事做事方面要对国家、事业忠诚、尽心尽力。从小父亲就是这样要求我们亲近真善美，远离假丑恶的。父亲很少和我们讲大道理，却默默地为我们作着表率。上世纪70年代初，父亲响应国家“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在挖防空洞时数次晕倒被工友送往医院补液，但一苏醒拔掉针头又回到热火朝天的工地。当时公职人员调工资是需有名额且评选的，父亲领着微薄的工资节衣缩食赡养着年迈的奶奶和三个嗷嗷待哺的幼儿，却二让调资名额给更困难的同事。父亲他不会预知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民的要求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但他对三个孩子的“真忠良”要求却基本吻合了当今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并言传身教，庇护着三个孩子人生旅途不迷航、不触礁。

　　在我儿时的印象中，父亲似乎永远板着脸，无论玩耍得多么开心，一看到父亲，顿时噤声敛容、提心吊胆。记得11岁那年一个周末的晚上，邻居大姐姐给了我两张很抢手的电影票，不巧的是影片将要开映了，我和姐姐来不及告诉父亲，赶紧往影剧院跑。待看完影片忐忑不安回到家，父亲已把房门关了。姐弟俩小心翼翼地叫了几声不见开门，傻傻在门外站了很久，又怕又困地最后只好挤到厨房里一张有客人来才睡的床上过了一晚。当时父母亲因工作原因分居两地，母亲不在身边无人诉说，心里委屈了好长时间。直到有一天，父亲平生唯一一次带我和姐姐到影剧院观看了港台悲情剧《可怜天下父母心》，我才朦朦胧胧似乎明白了一点什么。今天虽然我已早为人父，教子方式和父亲不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懂得了父亲严厉家教的苦衷，并不断增加着对这种爱的理解。

　　父亲上世纪80年代初担任某交通部门一把手，按理说偶尔私下动用一下车辆是很方便的事，但父亲从不这样做，即使当时没有禁止公车私用这提法。记得那几年小学放寒暑假，我和弟弟总是归心似箭地想回到母亲身边。父亲早早就到车站买好前往那大的车票，乘车那天父亲双手分别拉着睡眼惺忪的我和弟弟，紧一步慢一步地赶往车站，在车上安置好座位后，还千叮咛万嘱咐，生怕调皮好动的兄弟俩途中发生意外。客车盘旋游走在阿陀岭的盘山公路上，脚下的山城晨灯像萤火虫般一点一点的，一路颠簸到那大再转车往母亲居住的地方已近黄昏。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父亲的心一定也像颠簸的客车那样一整天七上八下的。

　　父亲退休特别是当了爷爷后，原来长年板着的脸有了笑容，变成慈祥和善的老人，一看见孙子脸就像盛开的向日葵般，不管孙子做错什么都不会像当年对待我们那样严厉呵责。母亲说那是隔代亲。记得父亲病重期间，插着氧气管和胃管孤寂待在重症病房，无法说话了，但思维是清醒的。家人按院规只能在病房外通过话筒鼓励父亲战胜病魔，父亲的头不停地摇着，被绑着的手也微动着，似乎想拔掉氧气管和胃管，这是无法承受病痛的折磨想解脱啊。但一听到孙子即将高考，等着爷爷的奖励时，父亲的头也不摇了，手也不动了，慢慢平静了下来。

　　父亲一定也很想我们吧，要不然怎么会数次在梦中让我们看到。每次梦醒我都恍惚着，好像父亲还没有离我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