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想到，围观的“群众”竟是花钱雇来的“托儿”，高举的标语竟是刻意安排的“道具”，挑动公众情绪的“上访”事件，竟成为某些人为了谋求利益而苦心经营的“生意”。扰乱公共秩序、煽动极端情绪、误导公共舆论、损害政府形象，这些危害显而易见，而最大的受害者，莫过于信访制度本身和那些真正需要表达诉求的人们。把“悲情”当做牟利工具，结果是把“悲情”本身污名化了。

　　仔细审视“上访利益链”的各个环节，用心之“机巧”、组织之“严密”、情绪煽动之“准确”，都令人瞠目结舌。“上访经纪人”是其枢纽人物，上游是妄图向有关部门施压的贪官或者律师，下游则是那些靠扮演访民角色谋生的无业游民；“利益”是其运行动力，上游“花钱消灾”，“上访经纪人”获得超额佣金，无业游民获得可观报酬；“情绪”是其生存法则，迎合了一些网民的负面猜想，助推了非理性的舆论浪潮。贪官、律师、经纪人、无业游民……不同的人群都卷入其中，在各得其所的利益分成中，政府公信力成为最大的输家。

　　更应看到，“上访利益链”的存在，有着深厚的现实土壤。一些上访人员在制度渠道外的极端行为，为“上访经纪人”导演“上访”闹剧提供了原始的剧本；一些地方政府有着“一闹就停”的行事逻辑，让“上访经纪人”看到了投机取巧的巨大漏洞；一些网民容易被负面情绪裹挟，让“上访经纪人”策划的闹剧有了舆论传播的基础……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上访利益链”应“运”而生。

　　正因此，斩断“上访利益链”，严厉惩处只是走完了第一步，治本之策还是应该回归法治，政府在法治的轨道上决策用权，公众在法治的平台上涵养理性。如果政府部门、司法机关严格遵循法治和程序，那么“闹访”本身就无法扭曲政府行为，又怎么会有为施加影响而导演的“上访”闹剧呢？如果社会公众遇到公共事件能够更多理性地追问真相，少些负面猜想，那些被安排好的闹剧又怎么会赢得舆论影响？案件仍在侦查中，但是留下的教训，已经足以引起政府、社会和公众的深刻反思。（李克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