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5年末，北京、上海、广州常住人口总数达近6000万人。但随着这几个城市相继提出人口控制和疏解的政策，去年，北上广等城市隐现“人口拐点”的信号。北上广三地政府今年上半年陆续公布的常住人口数据显示，北京出现核心区人口减少，上海出现人口负增长，广州出现人口增速阶段性放缓。

　　当前，江苏、安徽两省以及全国135个城市（镇）正在开展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记者近日赴安徽、四川、湖北等地调查发现，多数试点中小城市已经全面放开农民进城落户，但在“零门槛”前农民落户意愿普遍不高，有县城2015年农转非仅200多人。随着农村户口“含金量”逐渐提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愿意在城市买房、工作、生活，但选择把户口留在农村。

　　A

　　人口拐点来临？

　　据记者了解，北京市2015年末常住人口比2014年末增加18.9万人，但增幅下降，与2014年相比少增加17.9万人。同时，北京2015年末城六区常住人口占全市比重比2010年下降0.6个百分点。

　　上海市2015年末常住人口总数比2014年末减少10.41万人。这是新世纪以来，上海市常住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降幅为0.4％。

　　广州市2010年至2014年5年内，广州的常住人口总共仅增长了30余万人，总体看，“十二五”较“十一五”增速出现阶段性放缓。

　　北上广人口增长的变化是不是一个拐点？对此有观点认为，中国超大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在下降。在上海，有专家根据小学入学人数、公共交通客运量等较为基础的数据分析，印证了2015年上海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确下降。对于“账面人口”的变化，也有专家指出，其重要动力是政策的驱动，其中大城市严控、疏解人口成为主因。

　　据了解，在被疏解的对象当中，与超大城市定位不符的批发市场、中低端产业从业与就业者占比较大。在北京中关村疏解低端电子卖场的背景下，仅存的几家卖场之一——“鼎好”大厦负责保洁的陈先生告诉记者：“我在这里工作5年了。刚开始，鼎好一期加二期保洁员工一共150人左右，现在已经不足100人。”

　　实际上，北上广地方政府近一两年都在大力推进人口疏解的工作，而基层官员的任务压力陡增，在考核指标上甚至排在GDP之前。“市一级大会上，区级官员谈起人口疏解指标都十分谨慎认真，不像说起GDP那样‘谈笑风生’。”一位政府官员告诉记者。

　　“地方政府设立人口红线，每年设置人口疏解指标，起码从‘账面’上给不堪人口压力重负的超大城市，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并以搬迁市场、拆除违建、清理群租房等城市管理形式积极推进。”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胡刚说。

　　B

　　试点城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普遍低于预期

　　根据国家“十三五”规划，未来五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需提高5.1个百分点。据了解，目前，不少参与试点的中小城市，落户条件已经降低到只要求有合法稳定的住所（包括租赁），农民进城落户几乎是“零门槛”。但是，记者近日在多地调查发现，不少参与试点的中小城市户籍城镇化率远远低于预期目标。

　　在省级试点安徽，16个地级市的进城落户门槛目前基本全部放开。户籍人口1000多万人的阜阳市，放开户口一年来，市区落户人口6088人；户籍人口600多万人的宿州市，放开户口半年来，市区落户人口2927人；户籍人口380余万人的芜湖市，今年一季度全市办理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的人数仅为1067人，且其中有1000人为招生落户。在农业人口达150多万人的霍邱县，2015年全县农业户口迁入城关镇落户的仅273人。

　　C

　　“逆城镇化”现象出现

　　记者调查发现，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升缓慢的背后，存在一定的“逆城镇化”现象：

　　——大多数考上大学的农村学生不再迁户口了。从2003年以后，大中专院校学生入学后是否转移户口，可根据本人意愿决定。目前，不少地方的农村学生考上大学后，不再把户口迁往就学所在地城市。

　　据了解，2015年四川省阆中市高考，仅本科上线人数已达1763人。与之相比，阆中市公安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5年农村大学生考上大学后，把户口迁往就学地城市的只有21人，这其中多数是迁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阆中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李玮介绍，目前，除非考上重点大学有望落户大城市的，多数农村大学生都不会把户口从农村迁出。

　　——在城市购房、工作、生活，具备落户条件却不迁户口。目前，一部分常年生活在城市的农村户口人员，已经完全具备落户城市的条件，但是选择把户口留在农村。

　　——不少城市户口的人想把户口迁回农村。李玮介绍，虽然政策禁止城市户口迁往农村，但是现在几乎每天都有人打电话询问怎样把城市户口转成农村户口。

　　湖北宜城市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当地70％农民有迁到城市居住的意愿，但不愿意迁入户口。记者调查发现，农民进城但不愿放弃农村户口的背后，是农村户口“含金量”明显上涨。

　　多位基层干部、专家认为，要提高农民进城落户的意愿，真正推进人的城镇化，关键要盘活农村土地资产，让农民和土地“解绑”。国土资源部咨询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王守智等专家表示，目前除常规征地拆迁获取补偿退出，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三权”如何主动退出缺乏制度安排，农村资产的财产性价值无法实现，导致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宁可土地撂荒、农房空置，也不愿从农村迁出户口。

　　目前，如何让农民与土地“解绑”，中央和各地不断完善相关政策，展开多项探索。

　　多位专家、基层干部建议，一方面要总结完善各地探索的经验模式，另一方面需要加快顶层设计，从理论和实践中创新突破，使农民真正从土地中退出来，自愿进城落户。 

　　D

　　出国留学回流率超50％

　　海归，曾是高水平、高薪酬的“代名词”。然而，近年来，随着大规模“海归潮”的出现，海归的素质出现分化，其待遇与预期也与此前形成明显落差。

　　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截至去年，我国出国留学回流率已超过50％。业内人士指出，随着出国留学从“精英化”逐步走向“大众化”，海归已从“黄金时代”逐步进入“镀金时代”，现在已步入“青铜时代”，海归“去光环化”将成必然趋势。

　　海归回国后都选择去哪儿发展了？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无疑是海归群体的“最爱”。教育部发布的《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2015》显示，参与调查的留学回国人员中，49.34％的人期望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地区寻找职业发展机会。

　　业内人士分析称，一方面，海归留学攻读的工商金融、高新技术等领域专业，在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能够获得更多、更合适的就业选择机会；另一方面，当前留学大军中，带有教育投资性质的自费留学占据绝大部分，他们在归国就业时薪酬回报是重要考虑因素，各类企业总部聚集的一线城市具有更强的吸引力。

　　从瑞典一所名校获得辐射监测专业硕士的海归韦知华，尽管求职9个月才在上海找到工作，但自感已十分庆幸。韦知华说，他所学专业在国内就业非常窄，全上海从业人员不超过100人，就更别提到其他城市了。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表示，2009年左右调查显示，当时归国人员中98％集中在北上广等大城市，只有2％去了中西部地区。当前北京等地落户难度增大，而中西部城市通过政策层面吸引人才的力度逐渐加大。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的“2015中国海归就业与创业报告”显示，中部和西部城市，尤其是成都、西安、武汉等地对海归的吸引有所增加，调查群体中有11.6％的海归选择在成都、西安、武汉、郑州四城就业。

　　而各地基层干部甚至农村村官中，近年来也陆续出现海归的身影。2011年北京市招考大学生村官首次向归国留学生放开之后，首次招考便有20人报名参加，其中4人最终被录取。

　　2012年，湖南长沙县引进留学归国人才当“政府雇员”，吸引了110多名海归报名，最终10名海归被选中并被派往乡镇基层工作3年。

　　重庆80后小伙子秦玥飞，2011年从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归国后，到湖南衡山县贺家山村当大学生村官。当村官一年多，他借助自己在耶鲁参加实践活动四处筹款的经历，坐火车四处奔波帮村里各项基础建设筹集到80多万元资金。3年期满后，秦玥飞又被调到另一个乡镇的白云村继续做村官，并创办“黑土麦田”公益组织，为大学生村官与农村创客提供众筹平台。

　　（据新华社北京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