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变了每一个人，我也不例外。
我的高考在1988年，那一年似乎风平浪静，没什么特别。但事隔多年再细细回想，还是有一些特殊的意义。
如果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改革开放标志，198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十年，深圳、厦门等经济特区已经崛起，成为中国舞台的响当当的角色。海南也是这一年建省，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省份。当时在学校，这个消息是作为时事政治的一部分，从没想过多年后会来到这里。河西走廊是边远之地，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农耕文明的黄金时代，节奏缓慢而温馨，东南沿海活跃的音符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遥远的旋律。
那一年高考是在7月7日、8日、9日三天，家里给了点钱，早餐可以在小店里吃碗面，自个去了考场。考完家里人也没管，没人问，完全没有今天高考的那种仪式感。考试完后就是估分，填报志愿是在分数没有公布的情况下进行的，基本是盲人骑瞎马。接着是漫长的等待。
高考完了，身心得到了放松。正是河西走廊麦收时节，这片祁连山下的土地，因为有了黑河水源源不断的浇灌，便享有了“金张掖”美誉，自古以来富庶自足甲于河西。丰收在望，平畴沃野一片金黄，可以听到麦粒爆出的声响。麦收不能有丝毫耽误，农村都急着收麦子，割麦打场都是很辛苦的农活，家里正是用人的时候，但我们住校的几个农村学生都借故没有回家，在城里盘桓两天，回到家时，家里麦子已经收的差不多了。对于十年寒窗的我们来说，高考之后让心情放松一下，应该是能够获得家人谅解的，但这样的偷懒对于出身农门的我们似乎还是不应该，多年来想起这个细节，内心还是有轻微的隐疚。
在上高中之前，大学对我而言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遥远世界。我的初中是在梁家墩中学上的，在这个农村中学，两百个初中毕业生中有一个能够考上师范，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初中毕业时，我们几个学习好的获得了学校推荐考张掖师范的资格，但正式考试下来，全部落败。再读下去，我也看不到前景，于是初中毕业后，我选择了许多张掖农村孩子都走的一条路，跟大哥他们到青海长途贩运蔬菜。张掖是河西的江南，温润的气候使这里适于蔬菜种植，而寒冷的青海，则常年需要张掖的蔬菜。这也成为张掖人的一个不变的生意，一条谋生和外出的道路，也成为我第一次出远门走的最远的路。
在外面贩菜半年，父母觉得这么混下去终不是个办法，死拉活劝地总算让我返回初中复读。复读生是没有考师范资格的，我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上高中。还好，我最终考上了张掖四中这个重点中学，分在2班，这是一个从农村选出来的尖子班，基本都没有学过外语，我的入学成绩应该是排在第二位，在徐克苦之后。1班也是重点班，大都是从城市里来的学生，入学成绩比我们高出几十分到一百多分，差距可想而知。
高中生活的全部意义，对于来自农村的我们来说，就是取得一张跳出“农门”的车票，为了这张车票，我要跟着高速运行的火车奔跑。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差别，我们从小就看得到也感受得到，农村真苦，有干不完的农活，看不到边的艰辛付出，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无处不在。有人说，学校就是一个象牙塔，读书的意义是为了心灵宁静，为了上下求索，为了更高远的理想。但在那时候的我们，不是我们没有高远的理想，我们的理想很实际，就是摆脱现实，离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诗和远方、情思悠远，对我们是不可想象的。
那时，刚一入校，在人生理想还处在混沌未定的时候，老师们立即给我们指明了方向，班主任吕银年一天都不少的聒噪，让我感到了大学分明就在不远处，美好的人生通过奋斗就有可能实现。初中基本没有学过英语，这就是高考的大敌。有不少农村来的学生选择了放弃。高中阶段，我花大把的时间学习英语。苏红伟是个年轻的英语老师，他的鼓励包容也使我的英语水平一天天进步，到高三时达到班上中上水平，没有拖高考的后腿。所以，很多年后，看到河北衡水中学、安徽毛坦厂中学这样二线城市涌现出的一流学校，排除一切干扰给学生们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心有戚戚，感觉特别能理解。
虽然等待高考放榜是一个令人心焦的过程，但结果并不坏。在差不多一个月的等待之后，我拿到了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天，到学校拿到通知书后，心里的激动可想而知，骑着自行车回家报喜。算下来，我应该是村里的第二个大学生，而且是重点大学。家里人的喜悦自不待言。录取后要办理一些手续。其中一件是要交300多斤麦子到公社，应该是办理农转非用的。那一天，大哥和我一起用马车把这些麦子送到公社，过了秤，办了一个什么手续，好像我就成了城市户口，从此就要吃商品粮了。多年后，这个事我问过其他考上大学的同学，他们似乎没有办过类似事情。
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天天都是好日子，录取的消息在村子周围满天飞，所到之处，是人们的祝福。快要离开张掖的那些天，父亲请了几个长辈，买了些肉、鸡之类，在家里搞了些好吃的，庆祝一下，有送笔记本的，有送钢笔的，都是用得上的实在东西。那时候爷爷还在，身体健康，饭量很好，场面非常温馨。
对于一个农村长大的人来说，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大学不仅意味着身份的改变，更意味着外面崭新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