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秦川

　　1917年，28岁的刘文典被邀请到北大任教授，从此走上了一条为学术而奋斗的励志路。

　　当时，北京大学人才济济，尤其在国学方面，包括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都是了不起的人物，相比之下，刘文典显得默默无名，他当时在北大讲授《文选》和《先秦诸子》，但因为没有服人的专著，所以名气自然要逊色不少。

　　此时，刘文典还在《新青年》搞英文翻译，然而在当时的北大，从国外回来的教授多的是，每个人都有厚厚的一本译著，所以，翻译方面也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名气。刘文典的学问虽好，课也讲得不错，却得不到同事的认可，说白了，就是没有服人的东西。当时的刘文典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于是，一向不服输的他决定要改变目前尴尬的现状。

　　思考了一段时间后，刘文典决定下苦功认认真真地校好一部书。经过多方比较，他把先秦诸子作为校勘的主攻方向，而且一出手就是比较难弄的《淮南子》。一般来说，做学问关键得有研究用的书籍，而且还得是完整的孤本、善本之类，这才能够出成绩。刘文典选书很讲究版本，这是受刘师培、章太炎先生的治学影响。钱穆先生当时就说：“刘文典看的书都是好版本，不是好版本他也不会看。”

　　众所周知，校勘古籍要求字字皆有来历，为了做到这一点，刘文典在校对时从不假他人之手，他在当时致信胡适时坦诚相告：“弟目睹刘绩、庄逵吉辈被王念孙父子骂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惧，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不说手民弄错而说我之不学，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将来身后虚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对也。”

　　在校勘时，刘文典征引古人注释，特别强调查证原文，避免以讹传讹，贻害他人。刘文典曾不止一次地感叹说：“搞这个苦不堪言，如果我再这样搞的话，我现在就死了。”当时，刘文典工作起来确实也非常“玩命”，有时就算已经到了半夜，可只要一想到某个问题，他就会马上爬起来再写。他的夫人曾回忆说：“搞这个书，很可怜的。别人只知道这个书搞得不错，但不知道有多辛苦，病了好几次。”

　　最终费时一年多时间，刘文典终于完成《淮南鸿烈集解》一书，同时请胡适用文言文给书作序。这本书出来后，刘文典一下子便火了起来。从此，刘文典在国学界开始崭露头角，树立了名声，就连当时大名鼎鼎的梁启超先生都对《淮南鸿烈集解》赞不绝口。

　　此后刘文典仍发奋不止，又于1939年出版了《庄子补正》，不肯轻易誉人的陈寅恪教授则在作序时赞曰：“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庄子补正》成书后，学术界至今仍奉为开山之作。新中国成立后，虽有多人研究庄子，但成就却始终没有超越刘文典的。刘文典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功，令人非常感慨，同时也对他不平凡的励志精神赞叹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