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梦阳

　　100年前的冬天，《晨报副刊》主编孙伏园到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11号拜访鲁迅先生。他是鲁迅在绍兴时的学生，打算在他主编的《晨报副刊》办个“开心话”栏目，刊载与汇聚一些可笑、幽默的文字，让人们在阅读报纸时获得轻松快意。他就是来向鲁迅先生约稿的。鲁迅答应了，写他酝酿很久的《阿Q正传》，当晚写出了第一章序。从1921年12月4日起，至1922年2月12日止，《阿Q正传》在北京《晨报副刊》分章连载，每周或隔周刊登一次。

　　这样，阿Q就诞生了。《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登到第四章时，当时主编《小说月报》并兼记者的沈雁冰，即后来成为现代文学巨匠的茅盾，就以大评论家的慧眼，洞察到刚问世四章的《阿Q正传》的伟大价值，在回答读者疑问时明确指出：

　　至于《晨报副刊》所登巴人先生的《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你先生以为是一部讽刺小说，实未为至论。阿Q这人。要在现代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我读了这四章。忍不住想起俄国龚伽洛夫的Oblomov了！

　　人们对事物的最初直感，往往会比以后由于种种压抑而被扭曲的认识包含更多的真实成分，何况是沈雁冰这样的文学天才呢！他这段对《阿Q正传》的最早评语，实质上已经包含了后来百年间《阿Q正传》研究的主要方面，切中肯綮地道出了《阿Q正传》的真义！而对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笔下人物奥勃洛莫夫的联想，则启悟研究者发现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奥勃洛莫夫等著名人物属于同一性质的艺术典型。“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一语，正反映了这类艺术典型的普遍性特征。

　　《阿Q正传》发表后很快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茅盾在《读〈呐喊〉》中所说：“现在差不多没有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口里不曾说过‘阿Q’这两个字。我们几乎到处应用这两个字。在接触灰色的人物的时候，或听得了他们的什么‘故事’的时候，《阿Q正传》里的片段的图画，便浮现在脑前了。我们不断地在社会的各方面遇见‘阿Q相’的人物，我们有时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免不了带着一些‘阿Q相’的分子。”

　　1926年5、6月，敬隐渔首次把《阿Q正传》翻译成法文，发表在《欧罗巴》杂志第5期和第6期上。很快就受到世界大文学家罗曼·罗兰的赞扬，说“阿Q的苦脸永远地留在记忆中”。1925年6月，一位中文名字叫王希礼的前苏联人，拟把《阿Q正传》译成俄文，并请鲁迅写了序。1929年由列宁格勒激浪出版社出版。《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传播到世界上并受到高度评价的作品。

　　作家自己的陈述，是理解作品本意最可靠的根据。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自己陈述《阿Q正传》创作主旨时，说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他“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毫无疑义，这正是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主旨和本意。

　　1927年11月10日，沈雁冰以方璧名义在《小说月报》第18卷第11期发表了《鲁迅论》。这篇论文是20世纪20年代鲁迅研究成果的概括与总结，文中对阿Q典型性的研究也作了进一步的升华：“《呐喊》所能给你的，不过是你平日所唾弃——像一个外国人对于中国人的唾弃一般的——老中国的儿女们的灰色人生。说不定，你还在这里面看见了自己的影子！在《仿徨》内亦复如此——虽然有几篇是例外。或者你一定不肯承认那里面也有你自己的影子，那最好是读一读《阿Q正传》。这篇内的冷静宛妙的讽刺，或者会使人忘记了——忽略了篇中的精要的意义，而认为只有‘滑稽’，但如你读到两遍以上，你总也要承认那中间有你的影子。你没有你的‘精神胜利的法宝’么？你没有曾善于忘记受过的痛苦像阿Q么？你潦倒半世的深夜里有没有发生过‘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的，阿Q式的自负？算了，不用多问了。总之，阿Q是‘乏’的中国人的结晶；阿Q虽然不会吃大菜，不会说洋话，也不知道欧罗巴，阿美利加，不知道……然而会吃大菜，说洋话……的‘乏’的‘老中国的新儿女’，他们的精神上思想上不免是一个或半个阿Q罢了。不但现在如此，将来——我希望这将来不会太久——也还是如此。”

　　沈雁冰的这段论述是异常重要的。其良苦用心在于提醒人们不要以为《阿Q正传》只有“滑稽”，而忘记了篇中的精要的意义——“精神上的胜利法”，忘记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而“开出反省的道路”。这实质是阿Q典型性中的精义，离开这个精义，就不可能读懂《阿Q正传》，不可能从中获得教益，也不可能使阿Q典型研究沿着正确的途径向前进展。（据《光明日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