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家儒
近日，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在全国巡演，其舞绘——宋代王希孟名画《千里江山图》的惊艳出场引发国人对宋代艺术和美学的新一轮关注。
翻开厚重而又辉煌的中国艺术史，仅有319年历史的宋朝以“千年一叹”的音符谱写出它最丰厚、优美、恢宏的篇章。它连接了汉唐雄风、魏晋风度的余晖，却又创造性地以“简约、含蓄、淡逸”的美学观念开拓了中国艺术的新版图，成就了中国艺术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与历代相比，其不仅文学艺术交相辉映、百花纷呈，大师辈出，而且所辐射的范围之广，参与者之众，影响之深远也是空前的，成为中国艺术史上最为传奇、难以逾越的高峰。
一骑绝尘的绘画艺术
在宋代所有艺术领域中，绘画无疑是皇冠上的明珠。它不仅以＂山水画＂范式创造了一个比历代更为亲和、宽泛的“天人合一”艺术世界，还开启了“文人画”写意精神，直觉式的“禅画”逸格，为中国哲学里“空”“虚”“无”的美学观念落地与自由延展拓开了一个更为宽广的空间，从而引领中国人的审美追求进入更为静观、深沉的世界。
这是历史上一个把文化与美发挥到极致的时代，上自皇帝、官僚士大夫，下至知识精英、地主乡绅、商贾市民组成了一个庞大也更有文化教养的阶层，加上宋徽宗不遗余力地给力，佑文政策下宫廷画院、画学风生水起，人才济济，山水、人物、花鸟、佛道各种样式并驾齐驱、蔚为壮观。尤其是脱胎于自然山川的“山水画”不仅成为帝王“江山”与“天下”的意象符号，也是许多通过科考进入仕途的士大夫们进取与退隐的精神归宿地。至此，山水画终结了历代以人物画为霸主的地位，跃居为中国绘画艺术的魁首。
自然与艺术完美平衡
两宋山水画在唐、五代壮阔雄强的基础上，以坚凝厚重的墨色、笔力雄健的皴法取代了隋唐单线勾勒、富丽堂皇的青绿山水模式，去表达山水的精神风骨，以寄托人生的理想与境界。像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为代表的纪念碑式山水画整体地把握自然山川浑厚而又和谐的秩序感，表现出一种情感与观念多义性的“无我之境”。前者气势雄浑壮美，境界高古幽渺，后者气格浑厚深远，意韵激荡清新。即使是像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虽然仍采用青绿山水的手法，但其笔下的坦荡与豪情已不是隋唐时期的浓丽华美，而是一种平和、辽阔、悠远的绝唱。
如果说以范宽、郭熙、李成、关仝为代表的北宋山水体现的是浑厚端庄、壮美伟岸的美学风格，那么以董源、巨然和马远、李唐、刘松年、夏圭四大家为代表的南宋山水则是淡远雅致、简约含蓄的美学风格。南宋山水画艺术风格的建立一方面由于北宋灭亡，整个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被迫南迁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江南云烟疏雨、空灵毓秀的独特自然风貌也为艺术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与灵感。这一审美观念的变革逐渐发展为无奇峭之笔、清丽淡雅的艺术风格，并通过淡墨轻岚的山川小景去轻吟与叩问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像董源的《潇湘图》、巨然的《秋山问道图》、马远的《踏歌图》以平淡天真、缥缈轻逸的笔墨去抒胸写意，而以马远、夏圭为代表的《溪山清远》《水径春行》等小品则更为含蓄谦卑，即使是一截枯木残柳、一片残山剩水，也在局限与困顿中展现出生命的光彩与自信，在残缺的空白中绽放出孤寂之美。
北宋的雄浑、壮阔、崇高、豪迈，南宋的闲散、宁静、优美、含蓄这两者迥然不同美学风格的山水画各领千秋，共同铸就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艺术丰碑。美国著名艺术史专家高居翰认为：“在他们的作品中，自然与艺术取得了完美的平衡。艺术家好像第一次接触到了自然，以惊叹而敬畏的心情来回应自然，他们视界之清新，了解之浑厚，是后世无可比拟的。”
开创“诗书画”三者合一先河
经过两宋山水画家的开拓，中国绘画艺术完成了由唐代“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繁华绚丽到水墨空灵韵秀的华丽转身。在这种灿然的文化背景下，强调“笔墨”的独立审美价值、状物言志、不求形似的“水墨写意文人画”在苏东坡、米芾、文同等一大批士大夫文人的推波助澜下应运而生。这批饱学全才的大文豪用他们的新理论及实践去揭示事物的内在精神性，以“有我之境”的写意精神去开创“诗书画”三者合一、文学与绘画相结合的先河。
两宋绘画除了影响朝野的院体画、士大夫文人画外，还有另一支以梁楷、牧谿为代表的非主流的＂禅格＂艺术。他们特立独行的行为方式，独辟蹊径的直觉式表现手法，明心见性、笔简意赅的艺术语言超越了同时代人的观念。像梁楷的《李白行吟图》《泼墨仙人图》《秋柳双鸦图》、牧谿的《六柿图》《潇湘八景》等这些前卫性的作品虽然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但这种强调直觉，将最深邃的意义寓寄于最简单形体的超拔艺术创造力，在中国绘画史上的星空中划出一道耀眼的光芒，其精神能量深深地滋养着中国艺术的血脉与品格。这种艺术精神不仅在倪云林、徐渭、石涛、八大、弘仁身上达到水墨写意画的高峰，还对日本的绘画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华夏民族文化造极一朝
宋代不仅有令人叹为观止的山水画，其人物、花鸟等领域也同样星光璀璨。像《清明上河图》不但是传统艺术经典，其关于城市规划、建筑、风俗生活、人物服饰、交通工具等方面的刻画同样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献价值。包括李公麟的白描人物、李唐的《釆薇图》、李蒿的《货郎图》、苏汉臣的《秋庭戏婴》、燕文贵的《七夕夜市图》等作品都从不同角度向我们勾勒出一幅幅充满人文色彩的宋代生活风情图。花鸟画更是在徽宗皇帝、崔白、黄居宷、李安忠等翰林院画师的直接推动下，将宁静平和、细腻艳丽的“皇家富贵”与“体制清瞻”这两种不同艺术风格的花鸟画发挥到极致。宋人花鸟画的杰出贡献不仅在于作品的精微传神，而且将文学性及对生活的热情与理想注入其中，对元明清花鸟画的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像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一样，这场由绘画所点燃的艺术之光让宋代迎来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文艺复兴时代”。它的最杰出的贡献在于让文学艺术的政治、宗教情怀转向“人文精神”的开拓，将“天地有大美”的自然山川转为可视、可居、可游的“山水画”，让创作与欣赏“表现自然之理和宇宙天道的山水画”成为人们修身的审美活动及生活方式。这种把“形而下”的物质形态上升到“形而上”的精神层面的觉醒使整个文化艺术呈现出新的气象与格局。这些美不胜收的绘画，表现人的心境与意绪的宋词、雅俗共赏的说唱音乐曲艺、强调意境与个性的尚意书法、洁净高华的宋瓷、充满人性悲悯情怀的佛教木雕、精巧优美的白墙黑瓦建筑等各个领域都以不同的方式、体量去建构这座熠熠生辉的华夏美学大厦。这就是宋代艺术最令人动容之处。其所形成的强大文化基因在中华文脉里奔流不息，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天水一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