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迟福林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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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特定背景下,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释放未来10年5%左右的经济增长潜力,也将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重要贡献。它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也将深刻影响世界经济格局演变的走势。
中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释放14亿人大市场的潜力,并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重要动力
中国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自身高质量发展。过去40多年,中国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融入世界经济中实现了GDP年均8.9%的增长,远高于同期3.0%的世界增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24.8%,居世界首位。未来5—10年,如何以互利共赢的合作发展应对零和博弈的对抗冲突,成为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时代性课题。
站在世界经济新的十字路口,中国明确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激发市场活力,释放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若中国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等结构转型升级取得重大突破,在未来10年有条件实现年均5%左右的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总量扩大与结构优化将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中国经济增速每提高1个百分点,世界经济增速就会提高0.3个百分点。
统筹增量政策与结构改革,将城市化作为持久释放总需求潜力的重大战略举措。从现实情况看,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于工业化。中国总体上进入到工业化后期,但城市化仍处于发展中期。这是当前总需求不足的重要因素。为此,要以加快城市化进程为主线,缓解短期增长压力,释放中长期增长潜力。例如,在未来1—2年基本解决近3亿进城务工人员市民化的问题;在未来3—5年基本解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短板问题;以城市化带动形成以服务型消费为主的消费结构;调整完善城市化中长期发展规划、适时推进行政区划调整等。
中国巨大经济增长潜力的释放将促进形成亚洲经济发展新格局。在全球经济形势充满不确定性这一背景下,亚洲在促进自由贸易与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优势将更加突出。RCEP、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等红利释放,将加快推进中国—东盟共同市场建设,增大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正面溢出效应。以市场和共识为基础的亚洲合作模式将成为全球经济的突出亮点,并带动形成以合作应对分裂、以发展缓解冲突的“亚洲范例”。
中国推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高水平市场开放相融合,推动“全球共济、合作共赢”
中国推进更大程度的市场开放,以自主开放维护全球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蔓延,中国坚定推进高水平开放:一是由吸引外资为主向鼓励支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转变,深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二是由以制造业为主向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转变,更好促进全球自由贸易进程;三是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实现与国际市场更深程度融合。
充分竞争的市场将促进市场供需动态平衡,在优胜劣汰中实现产业升级。以“产能过剩”为借口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不仅阻碍全球经济复苏,也拖累全球新兴产业发展。中国主动推进产业转型与市场开放,不仅不会带来“产能过剩”,反而将推动各国技术合作与进步,带来更大的产业合作空间。
以制度型开放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规则协调。开放是最大的改革。制度型开放与制度性变革相融合,将促进形成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当务之急是要强化各类资本公平竞争、同等保护,将中央一再强调的“两个毫不动摇”破题落地;需要以更好发挥部分央企国资的基础性作用为重点做优国有资本,并为民营经济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和提供更多市场机会。
以制度型开放推动服务贸易发展。估计到2035年,中国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比重或将达到20%以上。中国服务贸易发展,不仅适应国内结构转型升级需求,而且将形成与世界合作共赢的巨大市场空间。未来10年,随着中国服务贸易快速增长,对亚太地区服务贸易增长的贡献率仍将保持在40%左右。
以单边开放的务实行动推动自由贸易进程。在全球经济下行、总需求低迷的背景下,市场成为最稀缺的资源。中国以更加主动务实的开放,“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下一步,需要分国别、分产业制定实施向东盟单边开放的政策,并逐步将单边开放的对象范围拓展至新兴经济体,推动形成全球自由贸易发展新格局。
以发展为导向、以自由贸易为目标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已成为引领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新引擎。充分释放RCEP红利,需要尽快实现原产地累积规则等的升级,制定透明的RCEP扩容机制等。
中日韩三国GDP、贸易额占RCEP的80%以上。三国要从亚洲合作的大局出发,排除各种干扰,主动实施RCEP框架下的单边开放举措,加快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进程。
以高水平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促进形成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今年是《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议》签署30周年。有研究表明,作为全球最主要的经济组织和多边机制,1995—2023年,WTO促进全球贸易规模增长5倍、贸易成本下降约8%;在新加入WTO的经济体实施了所需改革后,WTO促进成员间贸易平均增长140%,带动成员经济增速平均提升1.5个百分点。
当前,WTO贸易谈判、贸易政策审查机制、争端解决机构等停摆,WTO面临自成立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维护WTO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核心地位,既具紧迫性,更具全局性。需要尽快推动上诉机制等恢复运行;需要在坚持多边贸易体制中积极推动WTO制度变革,将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关进制度的“笼子”。
中国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全球科技创新
科技革命深刻改变经济结构与增长模式,并带动市场体系的深刻变革。科技革命深刻改变生产、消费、流通、分配等经济各个环节,尤其是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算力已成为新的重要生产力,数字化、无人化、远程化逐步成为市场模式的常态,并将深刻改变现有的生产关系。
中国是全球数字化转型的推动者、贡献者。预计到2035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将达到71.6%,人工智能产业规模有望达1.73万亿元,全球占比从目前的10%提升至30.6%。
适应科技革命大趋势,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市场体系。经济结构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不仅会带来生产力的跃升,也需要市场规则、治理方式等方面的系统性调整。例如,优化科技创新投入体系,需要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建立支持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释放数据要素价值,需要加快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建设,完善数据要素市场监管体系;促进实体经济与人工智能融合,需要央企国资加大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基础创新平台打造等方面的投入,并带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人才要素活力,需要破除传统范式中的体制机制与制度障碍,实现企业、高校、科研机构间创新人才的动态匹配。
中小企业是最活跃的创新主体。目前,中国中小企业贡献了全国70%的发明专利、60%的研发投入、30%—50%的产品创新。与数字时代科技创新特点相适应,需要建立开放、包容的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支持计划,建立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体制机制;需要强化对中小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并完善数字成果转化的服务体系。
推动完善以人工智能为重点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适应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的趋势,以发展为导向完善全球数字治理,需要构建自由便利安全的数字贸易规则。作为全球数字贸易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积极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这不仅是拓展数字经济合作的实际需求,也将对促进DEPA由区域规则向全球拓展产生重要影响。
数字时代的全球治理,重在弥合全球“数字鸿沟”。面对全球数字标准及技术市场分裂趋势日益明显的严峻挑战,主要大国应从世界科技进步的全局出发,避免泛安全化,并在强化合作中构建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数字治理规则。要尽快建立包含经济、政治、安全、伦理等领域的人工智能多边治理机制,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更好赋能全球发展。
未来5—10年的世界,既充满不确定性,又充满确定性。大国博弈、地缘竞争,使得不确定性的程度和范围不断加大;中国发展、亚洲发展,又使得确定性的程度和范围不断加大。中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在释放巨大增长潜力的同时,提高确定性。这不仅将为中国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也会为全球发展作出中国贡献。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