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远襄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植树节携着清新的绿意悄然而至。

　　《逸周书·大聚篇》载：“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印证上古时期便已形成对山林草木生长规律的尊重，正合《礼记》中“孟春之月，盛德在木”的理念，华夏民族自此将植树视为与天地相呼应的活动。同时，《周礼·地官》记载我国设置了“山虞”“林衡”等专门管理国家山林的官职。

　　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将“能树百棵使繁衮者，置之黄金一斤”写入《管子》，成为中国较早的植树奖励政策。荀子则在《王制》中强调：“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其生态观也被《齐民要术》继承，明确“正月自朔暨晦，可移诸树杂木”的农时法则。

　　西汉时期的《汉书·景帝纪》录有汉景帝颁布的劝民植树之诏：“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鼓励民众植树，以促进农桑发展，保障民生。

　　《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诸葛亮向刘后主上表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以桑林、薄田之有，阐述知足之心和淡泊之志。

　　而同时期的东吴名医董奉医术精湛且济贫善施，他要求病人种树，轻病者种杏一株，重病者种杏五株，开医者仁心与植树结合之先河，久而久之形成了流传至今的“杏林佳话”。

　　北魏孝文帝推行植树与田法相结合的经济制度，“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三株，榆三根……限三年种毕”，足见其对种树的重视。

　　到了大唐，按授田制分给农户20亩永业田，且规定“树以榆、枣、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数”，此举既富百姓，又强国家。诗人白居易任地方官时，每到一处皆栽花种树，有诗“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尽显其对栽植树木的钟情。而北宋大文学家苏轼更是白居易的超级粉丝，他在谪居黄州时筑“东坡雪堂”，周围种满了柳、桑、竹、栗等树种，并留下“去年东坡捡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的佳句。更在任杭州知州时，于西湖筑堤植柳，其《筑堤》诗中云：“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千年后的今天，“苏堤春晓”仍见证着文人与嘉木的共生、互动。

　　明太祖朱元璋大力提倡百姓种树，并亲拟榜文，诏告天下：“令天下广植，凡民户有田者，须种桑麻栗枣各二百株。”通过政令推动全民植树，为国家的生态与民生打下基础。

　　清末时期，左宗棠率部新疆戍边，沿途大种柳树，被后人称为“左公柳”。有诗赞其“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体现了植树造林对于改善边疆生态环境的重要作用。

　　民间植树造林传统深厚，习俗多样。山西有“清明栽树，莫过雨前”之说；徽州民谚“生女栽棵香樟树”，女儿出嫁伐木制箱为嫁妆；云南大理白族“绕三灵”仪式以柳枝扎花柱祈福，黔东南苗族传唱《古枫歌》，将族群起源与神树相系。

　　1915年，在孙中山先生倡议下，北洋政府将“清明”节气定为植树节。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人为缅怀他，以其忌日3月12日为植树节，1979年，这一天再次被确认为中国植树节。3月12日也是国际植树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