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凌炜 李冲

　　“两个结合”

　　思想点击

　　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

　　“两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我们党的又一重大理论创新，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叙事的逻辑起点。这一命题的提出绝非偶然，而是深植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基因之中，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与中华文明内在生命力的双重必然。

　　历史逻辑的深层驱动：中国道路生成的内在规律。回顾百年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动态的、长期的、深度互嵌的过程，也是理论创新与社会实践创新相互促进的历程。一方面，“两个结合”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特别是在“第二个结合”方面，更加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深度融合，为解决新时代的新矛盾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引。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也是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的深厚文化基础，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既是理论发展的需要，也是文化传承创新的要求。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发现，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始终作为精神血脉贯穿其中的——从“实事求是”对传统经世致用思想的转化，到“小康社会”对《礼记》愿景的现代诠释，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天下大同”理念的升华，传统文化基因的创造性激活一直在为马克思主义提供着丰厚的文化土壤。我们党百余年奋斗的历史充分证明，“两个结合”为解决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阶段的问题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动力，是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和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

　　理论张力的内在驱动：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时代显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具有极其强大的真理力量和普遍的指导意义。“两个结合”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实践性、开放性等本质特性。一方面，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其生命力在于创新，在于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中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后，中国的具体实际包括国情、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等因素的特殊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就必须同时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勇于进行理论创新的党。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艰苦探索进程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根据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的实际问题作出符合时代需要的正确回答，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的开放性特质，使其具有普遍真理性的理论，在中国这个具有独特文化的东方大国找到了最富创造力的生长点，为解决人类共同问题提供了东方智慧。

　　时代课题的强力牵引：民族复兴道路的实践需求。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国式现代化既要破解超大规模人口发展的难题，又要应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挑战，这决定了我们必须通过“两个结合”开辟发展新境界。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支撑。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如何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如何在科技革命浪潮中抢占制高点，这些问题都需要以“两个结合”为指导，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寻求答案。另一方面，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两个结合”不仅对中国自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智慧。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日益频繁，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从“天人合一”到生态文明建设，从“礼法合治”到全面依法治国，被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激活的传统文化基因，正在重构现代化的话语体系和实践路径，为处理好文化多样性与全球化的关系以及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如何实现合作共赢等问题寻找解决方案。

　　在人类文明演进的长卷中，总有一些思想力量能够突破时空界限，在特定的历史交汇点上激荡出改变世界的能量。“两个结合”，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求索中破解的文明密码。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两个结合”已超越单纯的理论应用范畴，升华为文明再造的创新范式。它既让马克思主义获得“中国身份”，也让中华文明完成现代转型，最终为人类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全新选择。

　　（作者于凌炜系海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海南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李冲系黑龙江省委党校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