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远襄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明代于谦《观书》中的诗句，恰似推开雕花漏窗，让典籍沉香漫过时空。当指尖轻抚泛黄书页，时光编织的文字密码便在竹简、缣帛与纸张间流转生辉。中国藏书传统源远流长，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曾任“周守藏室之史”，这“藏室”正是最早的官方藏书机构，开启了中国藏书文化的先河。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典籍。其中，《诗经》作为我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收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305篇诗歌，分为风、雅、颂三部分，被称为“诗三百”。《诗经》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更是研究先秦社会风貌的重要史料。与之齐名的《尚书》，是汉代以前文献的汇编，收录了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史料、诏书、诗歌等，被誉为“政书之祖，史书之源”。

　　汉代承袭秦制，《汉书·艺文志》中详载“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建立了石渠阁、天禄阁等皇家藏书楼。东汉兰台藏书更为完备，班固任“兰台令史”时，不仅在此完成《汉书》的编撰，更开创性地编纂了《汉书·艺文志》，奠定了中国目录学的基础。这一时期，史学发展尤为突出，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与《汉书》并称“史汉”，成为后世史学研究的基石。

　　魏晋南北朝虽战乱频仍，典籍整理却从未中断。据《隋书・经籍志》所述，三国时魏秘书监郑默编制《中经》，晋著作郎李充创《四部目录》，确立了经、史、子、集的图书分类体系。

　　隋代，秘书监牛弘“派人到民间搜集书籍三万卷”，在东都建立观文殿专藏典籍。

　　唐代崇文馆、弘文馆藏书之丰富，令刘知几等学者得以博览群书，促进了学术的繁荣。北宋太宗建三馆书院，赐名崇文院，《宋会要辑稿》记载其“藏书八万卷”，成为当时的知识宝库。

　　北宋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详细记载了活字印刷术的制作方法和使用效果，为后世研究印刷术提供了宝贵资料。沈括还创制了“十二气历”，有利于安排农时。郭守敬主持了元朝全国规模的天文测量工作，编写了《授时历》，比现行公历的确立早300年，这是世界天文学史上的一项卓越成就，也体现了当时中国科技的水平。

　　明清私家藏书尤为鼎盛。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收录历代藏书家事迹，明代毛晋汲古阁藏书八万卷，多为宋元珍本；范钦建造的天一阁“藏书七万余卷”，其“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家规，使得这座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保存至今。

　　清代，黄丕烈得到宋版《陶渊明集》后，特筑“陶陶室”珍藏；《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中“得一奇书，辄焚香肃拜”的记载，尽显藏书家虔诚；孙从添《藏书纪要》提出的“购求、鉴别、抄录、校雠、装订、编目、收藏、曝书”八法，系统总结了古籍保护经验。

　　现代图书馆事业初始于清末，据《张元济年谱》记载，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时，曾言“为国家谋文化之建设”而广搜典籍。1909年，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开始筹建，《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记载了首任馆长缪荃孙“手订章程，亲为采访”，为现代图书馆事业奠定了基础。

　　学者钱穆在《八十忆双亲》中回忆无锡图书馆：“虽简陋，然藏书已逾万卷，余每日必往。”这朴素的记述，道出了图书馆对求知者的重要意义。

　　如今，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的修复工程，遵循《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标准》，让珍贵文献重焕生机。而线上的数字图书馆使敦煌遗书在云端展开残卷，让《四库全书》在数字平台重现光彩，诸多典籍飞入寻常百姓家。

　　当我们展卷阅读时，仿佛能听见孔子“韦编三绝”时竹简摩挲的簌簌声，看见李清照“赌书消得泼茶香”的雅趣。正如《文心雕龙》所言“文之为德也大矣”，这绵延不绝的墨香，正是文明传承最生动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