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锡钧

　　我生于1935年，今年90岁，是名副其实的“90”后。我与《海南日报》的结缘，始于1976年。当年，我被调入琼海县委报道组，与8位同人从事新闻报道工作，主要任务是将琼海各个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向《海南日报》及海南电台投稿报道。1982年，县委撤销报道组，只设县委新闻秘书一职，并选定我担任此职，独自挑起全县新闻报道工作的重担。

　　当上新闻秘书后，我深感担子更重了。当时，我想要组织一支通讯员队伍。这事得到了县委领导的支持。领导交代，新闻秘书，负有三大任务：一是个人积极写稿，争取上稿率，全县的重大新闻不能漏报。二是做好通联工作，积极组织通讯员写稿，争取大面积上稿。三是做好协调工作，与《海南日报》及电台之间进行沟通协调。其中，上稿率（个人的，全县的）是关键。这是衡量新闻秘书工作好坏的重要标志。上任伊始，为了抓好通讯员队伍的建设，我采取了四条措施：一是扩大通讯员队伍，发布登记通讯员名册，建立起通讯网络；二是同《海南日报》等新闻单位联系，请报社派人来琼海定期举办通讯员学习班，提高通讯员报道水平；三是建立激励机制。规定凡被《海南日报》采用的稿件，凭稿酬单领取同等奖励稿酬。上头条者，还加倍奖励。

　　新闻报道工作，不能“闭门造车”，要勤动笔，更要勤动腿，我经常骑单车带通讯员下乡采访。突发重大事件，晚上，还要挑灯奋笔写稿，用电话发稿。在本人当新闻秘书的14年中，通讯员队伍由原来的二十余人扩至五六十人。全县在《海南日报》的上稿率，由原来全岛的三四名上升至一二名。我在任新闻秘书的前六年，上稿率年年名列全岛第一。其中上一版头条的新闻，百分之九十是本人所写。从1982年至1996年，我度过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14年，我在《海南日报》发表和在海南电台播出的新闻稿，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印记。由于本人在新闻领域的辛勤付出，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被《海南日报》特聘为特约记者，还曾5次获得《海南日报》的好新闻奖。有10年被评为通讯报道一、二等奖。正是由于我在新闻秘书任上的工作成绩，1993年，《琼海市报》创刊，琼海市委任命我兼任市报副总编辑之职，主管报纸一版新闻的组稿、编辑工作。我这可是双肩都挑着重担了。然而，我却有了一种成就感，我感到生命没有虚度并乐此不疲。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我担任新闻秘书后的第四年，我的写作道路，发生了质的蜕变——我从记者走进了作家的队伍。这使我的人生事业又登上了另一座高峰。我的写作道路这一质的蜕变，说起来，还是《海南日报》的功劳。1983年下半年，全县通讯员大会召开，当天，在表彰奖励于《海南日报》发稿率高的通讯员后，请《海南日报》记者部主任叶京讲话。叶京在《海南日报》也是写作高手，常来琼海办班培训通讯员，跟通讯员都很熟悉。会上，他表扬了几位上稿量高的通讯员后，突然面向全体通讯员发问：“你们知道琼海有个‘通讯王’吗？”他这突然一问，让众人一时感到愕然，会场处于静默中。此时，叶京用手指向坐在会场前排的王裕超，说：“王裕超在《海南日报》上发了不少通讯，可以称得上琼海的‘通讯王’。大家要向他学习，不但要学会写新闻，还要学会写通讯。”叶京随后讲解了通讯这一新闻体裁的特点。

　　当时，叶京的讲解，我已听不下去了。因为他把王裕超称为琼海的“通讯王”，这对我产生了好大的刺激。我是琼海的新闻秘书，只会写新闻稿，却不会写通讯，是个不够格的新闻秘书，这是我新闻写作中的短板。当时，我暗下决心，学会写通讯，改变这个短板，决心超过他。

　　这次通讯员大会后，我找来各种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南方日报》《海南日报》上发表的通讯，进行分析学习。这种集中的学习，好像有了点收获。但实际上，如何提高通讯写作水平，我还找不到关键的路子。直到一个月后，《海南日报》记者曾庆松来琼海，我陪同他乘船到石壁，然后两人骑单车到水口仔苗村，一同在苗村吃住、采访。我一路同他长谈，关于如何提高新闻通讯写作水平的问题，收获极大。当年，曾庆松不仅是一名记者，还是一位散文作家。他告诉我，除了要学会写通讯，还要学会写散文和报告文学。要从记者走进作家队伍，关键在于提高文字的表现力，要有厚实丰富的文字功底。他说，记者与作家，都在“写”，但属于两种不同的写作范畴。有些人写新闻，成为名记者，但成不了作家。从记者到作家，有一道很高的门槛不好过，那就是过不了语言关，作家要有丰富的语言储备和更强的文字表现力。从记者到作家的路，中国有不少人走过，像中国著名作家穆青，就是《人民日报》的高级记者。穆青写的报告文学《兰考书记焦裕禄》，是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学杰作。我知道，曾庆松也是从记者走进作家队伍的。他在采访中把许多有价值的新闻题材，加以文学描写，写成了一篇篇脍炙人口的散文作品。他的那些散文作品，之前我并不认真拜读，更不探究他如何能写出这样有水平的作品。此次同他到石壁采访，经他一指点，我有如醍醐灌顶，一时顿悟其中的奥秘。我激动异常，立即订阅了《散文》《散文选刊》《美文》等文学刊物，并找来散文家朱自清、刘白羽、杨朔、徐迟、峻青、穆青、秦牧、贾平凹、余秋雨以及海南作家黄宏地和曾庆松的作品，仔细研读。从这些作家的作品中，品悟其为文之道，吮吸其文章之灵气，撷取其语言之精华。我还按曾庆松的指点，每读一篇经典作品，都要做读书摘记，作品中好的词好的句子好的段落，都要摘记在本子里。他说，这些美文摘记，并非让你在写稿时照抄人家的东西，而是让你经常将其翻阅，让其入眼进脑，久而久之，在无知无觉中，在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日积月累中，便融汇成自己的东西。在自己写稿时，便有那种调词遣字的笔力，厚实自己的文学功底。曾庆松说，这是一种笨办法，但笨得有用。

　　我采用了这个笨办法。几年下来，便有了好几本《读书摘记》。这个笨办法，终于使我从记者走进了作家队伍。记忆中，我的第一篇散文作品《石榴村漫记》，于1985年发给《海南日报》文艺部的黄宏地。他一字未改发在《海南日报》文艺版“椰风”版上。这篇散文，我以叙述与描写的笔法，把塔洋墨村盛产石榴的情景写得淋漓尽致。

　　这篇散文在《海南日报》副刊“椰风”版发表后，一时在琼海文坛文友中引起轰动。大家都说，王锡钧的文风变了。纷纷打电话祝贺。而我也受到极大的鼓舞。于是，从1985年开始，我在给《海南日报》写新闻稿的同时，会攫取一些新闻题材，写成散文并在“椰风”版上发表。由于我的散文创作颇丰，1987年，海南区作家协会吸收我为区作协会员。海南建省后，省作家协会成立，我又登记转为省作家协会会员，后又吸收我为该协会二届散文创作委员会委员。就这样，我从一名记者变成了一位作家，这是我人生中的大事。我从事文学创作更勤奋了。

　　岁月悠悠，如今，《海南日报》已创刊75周年，而我，也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90”后。虽已退休多年，但我从未封笔，我把文学创作当作毕生的追求，既是精神寄托，也是养生之道。遇上好题材，我就写成散文，发给《海南日报》的文艺副刊。《海南日报》文艺副刊已由作家杨道接手编辑。她对我作品的评价，并不因为我年老，而有老化之嫌，相反，她认为我的散文作品，在岁月的陶冶中，依然充满青春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