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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凡：我很同意这个表述，确实是“关键一跃”。2020年6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公布，把海南自贸港建设分阶段分步骤作了非常明确的表述。那么，总的来讲，是三个重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到2025年，初步建立以贸易自由便利和投资自由便利为重点的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在此基础上，后面还有两个重要步骤：到2035年，自由贸易港制度体系和运作模式更加成熟；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今年12月18日的封关运作，是我们初步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很关键的一步，封关运作之后我们的“零关税”商品税目比例要从21%大幅度地增长到74%。这是实质性的变化，可以说是初步建立自贸港政策制度体系的一个重要标志。所以这个变化确实是“关键一跃”。
记者：您认为海南的制度型开放，和以往的“政策型开放”有什么区别？在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过程当中，海南又被赋予了哪些独特的历史使命？
崔凡：吸引外资更重要的是靠稳定的制度和营商环境。随着国内对外开放制度不断成熟，国内市场规模逐渐扩大，要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逐步转向更加重视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型开放。比如，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两个15%”所得税的优惠，就跟以前外商投资企业的“两免三减”的优惠政策不一样，它会更加制度化、长期化。大量的企业和人群都可以享受这些优惠政策，那么它就由过渡性的政策转变为一种制度化的长期政策了。所以制度型开放使得营商环境更加稳定、更加有可预见性。
海南自贸港有为地方谋发展、为国家试制度的使命，这种高度开放的政策，在海南逐渐试验、逐渐成熟，以后还要参与跟国际规则对接，跟国际上的规则制度既要相通，同时要相容，互相之间有包容性。一方面，我们要对标国际高标准，另一方面，海南实践也会形成中国方案，来参与国际上的一些规则制定，参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进整个世界经济保持在高水平的开放程度，来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
充分发挥海南自贸港建设辐射引领作用
记者：您认为，全岛封关运作后，海南自贸港可以在哪些领域率先进行“压力测试”和“先行先试”，实现从“与国际规则接轨”到“为国际规则提供中国方案”的跨越？
崔凡：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环境标准、环境保护，还有数字经济等方面，海南其实有很多空间，可以再进一步先行先试，推进这方面的高水平开放。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方面，国际规则DEPA，即《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正在积极申请加入这个协定。一方面，可以用这些规则来推动数字经济的建设，另一方面，在实践中间形成的一些规则，也可以作为我们参与制定国际规则、参与谈判的基础。海南在数字经济方面，具有中国最开放最优惠的政策条件。在海南，企业、政府也在不断探索数字经济新业态。这些探索走在全国前列，而且也为我们参与国际数字经济相关规则的制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记者：海南自贸港建设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随着开放力度越来越大，在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将会发挥什么样的重要作用？
崔凡：海南自贸港建设，不仅是海南的事情，也可以起到一个辐射引领的作用，带动全国更高水平的开放。海南自贸港的开放，是属于我们的自主开放，海南要形成一个具有国际重要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的体系，这个过程能够继续推动我们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进一步发展。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贸易投资自由化、全球化，符合世界经济发展总潮流总方向。海南不断提高自己的开放水平，不单是引领全国更高水平的开放，也为周边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东盟国家，提供了更多机遇。所以海南自贸港的引领和辐射作用，既有向内的引领和辐射作用，也有向外的引领和辐射的作用。
推动教育开放与海南整体开放融合
记者：您曾担任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起草小组成员。海南自贸港允许境外理工农医类高水平大学独立办学，全岛封关后，如何更好发挥优势，引进外国优质教育资源在海南合作办学，擦亮“国际教育创新岛”品牌？
崔凡：海南现在一个重要的突破，就是允许建立外资独立办学机构，体现了海南自由贸易港是更高水平开放形态的特点。我觉得海南建设国际教育创新岛，首先要积极根据海南自贸港建设需要来引进教育资源。海南医疗、旅游等领域都是重要的建设内容，相关教育资源的引入，如果能够做到更加匹配的话，将更有助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一方面，我们需要引进国外各种各样的教育资源，另一方面，还要坚持立德树人，多向留学生介绍中国的情况，让他们更加了解中国的国情，成为中国跟其他国家进行友好合作的重要桥梁，可能其中有一部分在海南接受教育后，还能够参与海南的建设。所以，教育的开放，是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开放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海南自贸港建设需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注重教育模式的创新、教育技术的创新，包括人工智能和新的教育手段的运用，大力培养创新型人才，推动科技创新，把教育的开放跟海南整体的开放更好地融合在一起。
（整理/李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