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波

　　2025年12月31日，在海南省博物馆2号展厅内，一场以纹饰为语言的文化盛宴“祥瑞万象—— 一纹一世界的中华文化”展览正式启幕。该展以百余件馆藏珍品为依托，通过纹饰这一微小却深邃的文化符号，串联起中华文明的千年智慧与海南岛的地域特色，为观众开启了一场“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视觉与精神之旅。此次展览将持续半年之久。

　　中华先民对祥禽瑞兽的崇拜，深刻烙印着原始自然崇拜的印记。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鱼纹、蛙纹、鸟纹等动物形象已不仅是生活的写照，更是生命繁衍、宇宙力量的象征。商周青铜时代，纹饰走向神圣化与威仪化，狰狞威严的饕餮纹、神秘莫测的夔龙纹、盘曲有力的蟠螭纹，成为沟通天地、彰显王权神授的核心符号，这些纹饰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昭示着不可侵犯的神权与秩序。

　　中国古代祥瑞文化将自然物象与政治伦理交织，形成独特的符号体系，其整合了驱祟、延寿、聚财三重功能，展现了儒释道文化融合共生的特性，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符号系统：龙，象征皇权与宇宙威力；凤，代表尊贵与逆境重生；麒麟，仁兽化身，兆示太平；狮，驱邪镇宅，护佑安宁；仙鹤，喻示长寿与超然；蝙蝠谐音“福”，象征福泽；马寓“马到成功”之意；梅花鹿象征“禄位”；喜鹊寓意“喜庆”，这些以谐音、图腾为核心的祥瑞符号，将自然物象与人文诉求紧密结合，凝练为中华民族祈福纳吉的视觉图系，这种符号化表达深刻影响了器物装饰、建筑营造乃至文学创作，形成跨越历史时代的文化共识。

　　蛙纹

　　生命与繁衍的象征

　　蛙纹作为中国纹样体系中最具原始生命力的符号之一，其文化意蕴的形成与新石器时代先民的自然崇拜密切相关。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彩陶上，蛙纹已以写实与抽象结合的形态出现，其夸张的四肢造型与圆形躯干构成的生命张力，直观映射了原始先民对两栖生物繁衍能力的崇拜与敬畏。考古研究表明，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盆内壁常绘有成对的蛙纹，这种对称布局不仅体现了原始先民的平衡美学意识，更暗示着先民对生命循环与阴阳平衡理念的原始认知。在农耕文明尚未完全成熟的阶段，蛙类与水土环境的共生关系，使其被赋予了沟通天地、调和风雨的神秘职能，这种认知在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人兽面纹中亦可窥见端倪，但蛙纹以更直观的生物形态成为原始生殖崇拜的具象载体。

　　蛙类的繁殖特性在文化符号系统中被解构为多重象征：雌蛙每次产卵可达数千枚，其旺盛的生命力在物资匮乏的原始社会具有强烈的启示意义。仰韶文化的鱼蛙纹组合图案显示，先民将蛙与鱼类共同组建构图，通过水生生物的共生关系隐喻丰饶的水域生态，这种生态隐喻在马家窑文化涡纹演变中进一步抽象化为水波意象。

　　值得注意的是，蛙的产卵周期与月相变化存在隐秘关联，这使得蛙纹在新石器时代的玉璧、玉瑗等礼器上常与太阳纹、星象纹共存，形成天象观测与生命节律相融合的符号系统。这种多维度象征性在商周青铜器中的蛙形觥、蛙形尊中得以延续，其器物造型刻意强化蛙的鼓腹形态，既是对生殖崇拜的延续，也暗含对社稷丰收的祈愿。

　　龙纹

　　皇权与吉祥的化身

　　龙纹作为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祥瑞符号，其文化意蕴贯穿了三千余年的文明发展脉络。早在商周时期，龙纹便以神秘图腾的形式出现在青铜器与玉器之上，多以抽象几何线条勾勒，却蕴含着沟通天地的原始信仰，与后世逐渐形成的祥瑞象征体系一脉相承。至秦汉时期，随着礼制体系的完善，龙纹的造型开始向具象化发展，线条流转间呈现出灵动飘逸的特征，标志着龙作为皇权象征的含义逐渐清晰。汉代画像石中腾跃的游龙与瓦当上的蟠龙纹样，均展现出对帝王威仪的具象化表达。

　　唐宋时期的龙纹艺术实现了美学与哲学的双重突破。唐代龙纹在金银器、织锦等载体中以丰满雄健的体态彰显盛世气象；宋代龙纹则趋于典雅含蓄，瓷器上的龙纹常与云雷纹交织，象征风雨调和的祥瑞愿景。此时龙纹不仅承载皇权象征，更与民间祈雨、祈福习俗深度融合，其纹样设计开始注重吉祥寓意的视觉化表达。

　　明清时期，龙纹的皇权属性达到极致。明代宫廷颁布的《大明会典》明确规定龙纹五爪为皇室专属，而清代更以《皇朝礼器图式》严格规范龙纹使用，其形制从须发数量到鳞片排列皆成为等级制度的象征符号。在文化解读层面，龙纹始终是中国传统祥瑞观念的核心载体，其蜷曲蜿蜒的形态象征阴阳流转，以怒目张口的姿态展现雷电威严，而鳞甲与云水的组合则寄寓风调雨顺的祈愿。

　　凤纹

　　尊贵、吉祥与重生的化身

　　凤凰作为“羽虫之长”的神话形象，在先秦文献中已确立“见则天下安宁”的祥瑞象征。汉代织锦纹样中，“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上的动物图案展现了早期凤纹的形态多样性，学者们对其中鸾鸟、天龙等形象的辨识存在不同观点，如于志勇先生认为应为孔雀与龙，这种多元解读正体现了凤纹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象征意义。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朝壁画墓中的吉祥鸟兽纹饰突破了汉代五色体系的限制，九原岗北朝壁画墓中色彩斑斓的仪仗壁画，其以红黄蓝白绿五色交织的凤凰形象，既延续了传统祥瑞寓意，又通过突破性色彩搭配构建了当时的视觉表达方式。

　　唐代以后，凤纹的程式化特征愈发显著，其与牡丹、缠枝等花卉纹的结合形成“凤穿牡丹”经典构图，如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鎏金舞鸾衔绶纹银壶，其纹饰布局中凤凰与鸾鸟交颈共舞，绶带缠绕的造型，通过花鸟互动的动态构图实现“图必有意”的祥瑞美学。这类纹样在宋元时期进一步演变为“百鸟朝凤”的主题装饰，暗喻皇权与天道的和谐共生。

　　明清时期，凤纹的符号功能发生重要转变，在婚庆主题中，“龙凤呈祥”主题纹样成为礼器与服饰的标配，如海南省博物馆此次展出的一件清代粉彩龙凤纹瓷罐，其粉彩装饰工艺下的龙凤相逐图案，以对称式布局强化阴阳和合的寓意。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凤纹已突破单纯的神兽形象，常与云纹、火珠等元素组合，如清代缂丝婚服上的“凤凰于飞”纹样，通过云气卷曲的动势与火珠象征的太阳意象，构建出立体化的吉祥叙事空间，这种纹饰语言的革新不仅服务于皇室婚庆，更通过江南织造业的传播成为民间婚俗的重要符号载体。

　　马纹

　　功业与进取的图腾

　　马纹作为中国古代装饰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发展与纹饰变迁始终保持着紧密的互动关系。在先秦时期，马作为重要的军事和交通运输工具，其形象已出现在青铜器与玉器的装饰中，但多以具象形态呈现，随着周代礼制的完善，马车成为贵族阶层身份地位的象征，马纹逐渐摆脱单纯的写实风格，开始向程式化、符号化的方向演进。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与漆器上，马纹常与车马出行图结合，通过细腻的线条与夸张的动态姿态，既展现贵族出行的威仪，又包含“君子藏器于身”的道德寓意。

　　汉代是马纹发展的重要转折期，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与骑兵作战体系的成熟，马的社会功能被赋予更丰富的文化内涵。汉代画像石与帛画中的车马纹饰，以“列肆”“车骑”等主题为核心，通过层叠构图与简练的阴刻线条，将现实中的仪仗场景转化为永恒的艺术符号。特别是西汉中晚期墓葬出土的彩绘陶马与铜车马器，其肌肉线条的刻画愈发写实，鞍鞯、辔头装饰的纹样则融入云雷纹、龙纹等祥瑞元素，代表马已超越实用功能，成为沟通世俗与神圣的媒介。

　　唐代马纹的演变则体现了多元文化交融的特质，得益于强盛的国力与开放的政策，波斯、粟特等域外艺术风格深刻影响着马的形象塑造，唐三彩陶马的造型饱满丰腴，釉色流动自然，既延续了北朝以来马匹的膘壮健美特征，又增添了西域马匹的异域气质。织锦中的翼马纹堪称文化融合的典范，其双翼设计融合了佛教飞天意象与道教羽人传说，马首前视的姿态与飘逸的飘带共同构成天马行空的奇幻意境。这种超越现实的装饰手法，不仅满足了贵族阶层追求仙界意象的心理需求，更彰显了唐代“兼容并蓄”的文化自信。

　　至元明清时期，马纹在工艺载体与审美取向上呈现出新的特征，元代青花瓷器上以马为主题的纹饰，搭配以水墨画般的笔意描绘草原民族逐猎场景，马匹矫健的姿态与芦苇、飞雁等元素共同构建出塞外风情画卷。明代青花瓷器则更注重纹饰的布局与留白，马的形象多融入山水庭院之中，通过疏朗的构图与柔和的青花呈色，传递出文人阶层“人马合一”的隐逸情怀。清代五彩、粉彩与竹刻作品中的马纹，虽沿袭了传统造型，但装饰细节愈发繁复精致，金漆贴饰、透雕镂空等技法的运用，使马纹饰成为彰显工艺极致的载体。

　　马的象征体系呈现出多维度的文化投射。在政治层面，马被视为权力与秩序的象征载体，商周青铜器上的马车纹饰常与祭祀、征伐场景结合，既体现“服牛乘马”的军事传统，又代表“君子如马”的品行要求。汉代画像砖中奔驰的骏马将军事力量与国家意志通过纹饰语言凝聚。在伦理层面，马的“忠诚信义”特质被儒家文化吸收，形成“伯乐相马”“千金买骨”等典故，成为贤才举荐与君臣关系的隐喻。《论语》中“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的论述，更将马提升至道德典范的高度，使其纹饰具备了教化功能。

　　马的文化独特性在于其将自然崇拜与艺术美学熔铸为统一符号系统。从仰韶文化彩陶上的简朴马纹，到唐三彩骏马的富丽华美，始终贯穿着对生命力的礼赞与对理想人格的追求。纵观马纹的千年演变，其形态从早期的实用写实发展为后世的象征艺术，始终承载着社会功能、文化观念与审美意识的多重表达。在与祥禽瑞兽纹饰的共存体系中，马纹凭借其与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刻关联性，形成独具特色的艺术符号系统，成为中国传统装饰艺术中兼具实用价值与精神寄托的典范。

　　鹤、狮、鸡等纹饰

　　美好寓意 兼容并蓄

　　鹤纹作为长寿与祥瑞的象征，在古代器物装饰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修长优雅的体态与清逸的神韵，常通过工笔绘画与浮雕技法呈现于陶瓷、织锦等载体之上。如省博此次展出的一对明代青花云鹤纹瓷盒，仙鹤与云气纹交织，展现升仙主题的典型特征，这类造型既体现了“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的文学意象，也承载着古人追求长生的愿景。

　　狮子作为外来文化符号传入中国始于汉代，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作为西域贡品及佛教传播的双重路径进入中原。魏晋南北朝时期，石狮主要作为陵墓镇守兽出现，其造型受佛教艺术影响；唐代因国力强盛，贡狮频繁，狮子形象逐渐宫廷化与艺术化，与龙、凤、麒麟并称四大祥瑞。宋元以后，其功能从陵墓守护转向宅邸象征，明清时期形成“左雄右雌”的固定制式，雄狮踏球喻示权力，雌狮伴幼狮象征繁衍，体现了古人的阴阳哲学观。在文化寓意层面，佛教赋予其智慧与护法内涵，风水学归为乾卦象征阳刚正气，民间则通过舞狮活动寄托驱邪纳吉的愿景。这一演变过程展现了外来物种经本土化改造后，深度融入中国的权力叙事、宗教体系与民俗实践，最终成为兼具神圣性与世俗性的文化图腾。

　　麒麟作为“四灵”之一的瑞兽形象，其“麋身龙角”的奇幻造型在汉代画像石与明清漆器上均有体现。麒麟送子、麟吐玉书等题材的流行，既呼应《孔子家语》中“麒麟至则有圣人”的祥瑞观念，又通过“角似龙而头似鹿”的形体特征，将自然生物与神话想象巧妙融合。这类纹饰在回族、苗族银饰与织锦上的表现，往往采用对称布局与连续纹样，其借鉴融合的图案技法与丰富题材，共同构成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与图腾崇拜的延续。

　　鸡的吉祥寓意与历史发展脉络具有深厚的学术研究价值。考古研究表明，早在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先民们已开始驯养原鸡，殷墟甲骨文中已有祭祀用鸡的记载，西周青铜器上的鸡纹则体现了早期鸡与神圣威严的关联。汉代《韩诗外传》系统提出鸡的“五德”（文、武、勇、仁、信），将其升华为儒家伦理的具象化载体，其中鸡冠象征文德、爪距代表武德、司晨体现信德，成为士大夫阶层道德教化的视觉符号。在民俗层面，“鸡”与“吉”谐音衍生出“大吉大利”等吉祥寓意，其报晓特性被赋予驱邪功能，《荆楚岁时记》载正月初一贴画鸡以辟邪的习俗延续至今。明清时期鸡纹进一步制度化，清代二品文官锦鸡补子成为权力象征，从甲骨文灵禽到“五德之禽”，从祭祀用品到科举象征，鸡的文化内涵经历了从神性到德性、从宗教到世俗的演变，成为贯通中华文化与民间信仰的重要图腾符号。

　　从文化符号的视角看来，祥禽如鹤、鸡等，既象征着和谐共生的理想社会形态，又暗含突破桎梏、蓬勃进取的创造精神；瑞兽如麒麟、马、龙、狮等，则承载着祥瑞兆世、镇守四方的伦理诉求与权力象征。这些文化符号所传递的包容共生理念、进取开拓精神与秩序建构意识，为后世文化品牌的建构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与创新空间。

　　（作者系海南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