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定如
【编者按】
旧址位于今海口市五公祠景区内的琼州东坡书院，已被学界考证为目前海南有据可考的最早的书院，也是全国最早的“东坡书院”。
清代学者朱彝尊说过：“书院之设，莫盛于元。”琼州东坡书院正式纳入官办学校系统，正是在元代，而且设立了山长（即掌教）这一官方教职。
海南省典籍整理与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陈定如，向您徐徐讲述海南这家最早的书院鲜为人知的过往。
宋代以前，海南被视为“炎荒绝域”，文化发展滞后，教育资源匮乏，除了创办于北宋时期的官办儒学外，尚无一所书院。始建于南宋末年的琼州东坡书院，是目前海南有文献可考的最早书院，元代正式设立“山长”一职，纳入官办体系。
琼州东坡书院不仅是对苏轼贬谪南行这一历史事件的纪念，更是一种文化追认与精神传承。它以“东坡双泉”为地理与精神原点，将中原士人的道德理想与文学风骨植入琼崖大地，并以其“首所书院”的身份，成为海南书院教育史上的里程碑，具有无可替代的开创性意义。
同是天涯贬谪人
东坡双泉“房客”惠洪、李光
琼州东坡书院的前身“东坡双泉”，是苏轼贬谪海南时指示开凿的两眼甘泉。其故事不仅见于苏轼的《泂酌亭诗（并叙）》，更在后来的宋代文人惠洪与李光诗文中得以延续，成为连接东坡遗迹的重要纽带。
政和元年（1111年），即苏轼自琼北归后的第十一年，名僧惠洪因受牵连被流放至朱崖军（今三亚）。次年（1112年）二月，他抵达海南后，在琼山县（今海口）暂住，受到知州张子修厚待，因体弱被安置在东坡双泉养病。在此期间，惠洪从当地父老口中详细听闻了苏轼开凿双泉的轶事：东坡曾言水中潜藏白龙，并果真目睹其形影，遂指示开井。惠洪将此奇闻记入《冷斋夜话》。
惠洪不仅记录了双泉的起源传说，更描绘了当时双泉周边的园林风貌。他在《送李仲元寄超然序》中提到，泉旁先建有“疏快堂”，堂后有“俱清轩”，知州张子修又在轩后新建了“至远庵”。园中种植橄榄、荔枝等树木，景致清雅。惠洪此时虽已无僧籍，却是首位入住至远庵的客人，其诗文成为后人了解北宋末年双泉景况的珍贵史料。他在此住了一两个月后，告别了张子修，即南下前往流放地。
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九月，贬谪琼州的名臣李光应知州徐自然之邀，携子李孟坚迁居东坡双泉。他修整了旧有堂屋，次年自题匾额“转物”，并作《转物庵铭》。李光对居所甚为喜爱，在《双泉诗》中写道：“苏公经行地，亭宇稍葺整。方池湛寒碧，曾照东坡影。”表达了对苏轼的深切景仰。
李光从当地乡老处得知，苏轼曾题名“泂酌”并作诗，后来泉水被疏为三池，引水注入。50年过去，泉水依然清澈流淌（见李光《琼州双泉记》），但东坡诗题已不存。李光坚持寻访，最终在乡老朱景贶处获得苏轼亲题的“泂酌亭”三字，大喜过望，立即按苏公原字重刻匾额悬于亭上，并手录苏公《泂酌亭诗》重刻，置于亭中。从李氏《琼州双泉记》中得知，现存浮粟泉“三池”的规模形制，早在南宋已出现。
绍兴二十年（1150年）三月，李光再遭贬谪，移置儋州。临行前，他个人出资在泉上新建一亭，命名为“双泉亭”，并刻《双泉亭（并序）》诗于亭中，诗中写道：“甃石流沟汲愈新，秋无落叶旱无尘。他年莫忘痴顽老，曾是双泉旧主人。”流露出对双泉的深厚感情和不舍。李光在琼期间待人亲和，体恤百姓，深得当地人敬重，离去时送行者众多，依依惜别。
惠洪与李光，这两位与东坡命运相似、先后流寓海南的宋代文人，通过他们的诗文，为我们留下了关于东坡双泉的宝贵记录。虽经岁月流转，诗文呈现的双泉景象已显“朦胧”，但这些文字承载着对东坡的追忆与双泉风貌的片段，足以寄托后世无尽的遥思。他们的经历与文字，共同丰富了东坡双泉的历史文化内涵。
锦衣他日千人看
铭刻宋代海南科举荣光之地
苏轼北归后，为了纪念他，琼州人士在东坡双泉那里建起苏公祠。南宋晚期，这里创建起海南第一所书院——东坡书院，元、明、清时期先后续建，成就了许多人文佳话。
南宋末年的东坡书院，还不是教育场所，仅具有文化名胜和纪念的性质。南宋无名氏于咸淳八年（1272年）作《锦衣堂题名记》，文中将东坡书院简称为“坡院”：“邦之人士，以颖滨续坡翁诗有‘锦衣他日千人看’之句，就‘坡院’筑锦衣堂、聘丰碑以立进士名刻。”（正德《琼台志》转录）
“锦衣堂”名称来源于苏轼的弟弟苏辙著《栾城后集》，《集》中有《补子瞻赠姜唐佐秀才（并引）》，诗云：“生长茅间有异芳，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城翰墨场。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目长。”宋崇宁初，苏轼的学生、琼山县人姜唐佐中举后，进京赴考时经过距汴京不远的汝南县，在那里见到了苏辙，姜唐佐将苏轼亲题的扇面“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给苏辙看，那时距苏轼去世已过去一年多。感念流涕之下，苏辙为其兄二句扇题补诗赠送给姜唐佐，诗中的“锦衣”象征着身份地位，亦为苏辙对姜唐佐的欣赏和肯定。
南宋的琼山乡绅自发在东坡书院旁建锦衣堂、聘丰碑，缘起于南宋末年的一起令世人瞩目的科举事件：琼山人郑真辅于宋咸淳七年（1271年）登进士，为探花使者，成为当时海南科举史上的一件盛事。《琼台志》卷三十八《进士》开篇记载：“琼在宋，四榜连破天荒，又继以年少探花，为人争艳。”郑真辅“最为年少，人争艳之”，震动岭南，意义非凡。所谓“四榜连破天荒”，意指自北宋至南宋末年，海南士子接连登第，打破了以往无人中进士的局面。
琼山乡绅借苏辙诗句之意，在东坡书院旁建“锦衣堂”，并立丰碑镌刻历科进士姓名，以彰荣耀。此举不仅是对苏氏兄弟文脉传承的追思，更是将百年前“他日千人看”的预言转化为现实荣光的回应。值得注意的是，虽有学者推测郑真辅出自东坡书院，但据《琼台志》中的按语可知，《锦衣堂题名记》所录进士皆属郡学（州学）体系，而南宋东坡书院尚未具备教学职能，故郑真辅并非书院学生。立碑之举实为地方士人借书院圣地，融纪念、激励与教化于一体的文化举措。
书院之设，莫盛于元
元代东坡书院进入官学体系
南宋晚期于东坡双泉处建东坡书院，已是官方旧志中的共识，是已知的海南古代书院中最早成立的书院。
刘伯骥的《广东书院制度沿革》（商务印书馆，1939年铅印本）考证，广东省（含海南岛）的书院最早建于宋代，并将琼州东坡书院列入宋代广东各书院列表中，是海南唯一入列的一所书院。整个宋代，海南其他各州县均未设立书院。
“书院之设，莫盛于元。”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下诏：“凡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元史》）该诏令确立了元代鼓励官民共建书院的基本政策。同时，元代在路级行政区域推行“行省—路学—州学—县学”四级官学体系，在此背景下，由官府开办或主导的书院数量显著增加。
元代的东坡书院开始聘任山长时，年代不晚于延祐年间，其时隶属于琼州路军民安抚司，该司统领全岛诸军县，从行政级别上，“路”类似于明代的“府”。
元代的琼州东坡书院在地方长官的主持下首次置办有固定的书院田，在设书院山长时，必先通过官府考核推荐。
在《琼台志》的《秩官上·府·元·儒职附》中，琼州东坡书院山长名单赫然在目，该志将元代的琼州东坡书院任职人员设在“府”（即“路”级）的名录下，从这里看，书院山长确定为被正式选拔任用的儒职，该职务属于“府秩官”。
例如，琼山东厢（今攀丹村）人唐阊，举文学出身，被推荐任琼州东坡书院山长，后来由山长升任琼州路儒学教授；刘复初则是由万安军学官迁任琼州东坡书院山长；琼山符乙翁、唐孔宣则通过“荐辟”选拔为山长。成为山长后，还可以由“荐辟”升任其他公职，因此，琼州东坡书院山长的职位属性相当于当今社会常说的“正式编制”。
因此，从山长任命制和官职名录来看，元代琼州东坡书院是路（府）级书院，山长也是“路（府）级”待遇。
进入明代后，琼州东坡书院虽数次易名，但作为讲学、祭祀、传承儒学文化的核心功能始终未变，更成为海南士子学习经史、修身正心的重要场所。
自元代始书声琅琅、膏火不绝的琼州东坡书院，延续了东坡精神与教育传统，成为琼岛古代书院教育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