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云果

　　南湾岭的太阳爬过山顶，褪去金黄只剩直白；白鹭盘旋在鱼排上方，时而掠过海面，时而停在锚绳上；鱼排随波浪起伏，渔民捧着杂鱼往笼口撒去，水星瞬间四溅。岸上更热闹，商贩们攥着虾和鱿鱼高声吆喝——这样充满咸腥与活力的日子，无论浪潮怎样更替，每天都在码头上演着。

　　认识阿香婶那年，她黑瘦的身影穿着火红嫁衣，带着不多的行李嫁来我们村。初来时，她羞涩拘谨，海南话说得磕磕绊绊，大家围坐在红木沙发上聊天，她偏要坐在地板上，说“太高了不平稳”；她把吊床绑在房间窗栏上，说“睡觉晃起来才踏实”。在这陌生的地方，我成了她的第一个朋友，寒暑假总缠着她讲出海的经历，那些故事可比《海贼王》刺激多了。

　　她常喊我去吃她从娘家带来的美食，嗓门大得连大队上都能听见，她家婆总说她是拖拉机，她却会和我相视一笑，故意提高音量回应。每天清晨，她头戴竹笠、脚踩水胶鞋，胳膊夹着红色塑料矮凳，提着分好的海鲜回来，东家一斤、西家两斤，“告诉你阿妈，让她买竹笋回来煮鱼汤，鲜！”她细心嘱咐。后来我才知道，这些海货大多是从她娘家那边拿过来的，许是她母亲怕她在婆家受委屈，才常让她带东西来，替她撑撑底气吧。

　　夕阳沉入海面，我端着饭碗去阿香婶家，她躺在房间吊床上。“你知道我一出生摸到了什么吗？”她眼角漾着笑问。我歪头猜“妈妈？”她笑出声：“我在海上生的，除了阿妈，头一个碰到我的是三江娘娘。”她坐起身，神情郑重：“我们疍家人，活在海里，死在浪里，全靠娘娘保佑。”

　　“你还记得吃的鱼丸汤吗？”她话锋一转。原来有一次渔民打到很多鱼，却遇逆风困在海上，大家跪在船头祈祷。当晚阿香婶就梦到娘娘，教她把鱼皮鱼骨去掉，鱼肉加少许盐使劲揉成鱼丸，说做完就能靠岸。第二天天没亮，她们照着做，真做出了白白圆圆的鱼丸。后来海上起了顺风，帆船顺利返航，这个法子也传了开来。

　　阿香婶总变着花样做鱼丸：早晨煎得两面金黄配稀饭，香气四溢；傍晚煮进西红柿芹菜清汤，Q弹韧劲，冲掉油腻；切成薄片混着青椒洋葱大火爆炒，配饭吃回味无穷；还有蒜泥金针菇蒸、花螺焖……

　　可这样的日子没两年，阿香婶就跟着阿叔去了岛外做生意，彻底离开了大海。小学时没有通信设备，我们长久失联。后来，我在码头看到头戴竹笠、脚踩水胶鞋的女子拉着渔获，就想起阿香婶。

　　快要升初中的那个假期，我忽然在阿香婶家门前看到了她。一身火红连衣裙缀着白珍珠，踩黑高跟鞋、挎黑包，扎着棕黄头发，嘴唇涂着大口红。印象里黝黑的皮肤竟白净透亮，和常待海边的我差别明显。她依旧风风火火地拖着大包小包，还像当年拖着满箱渔获似的。

　　重逢后的第一顿饭在院里的杨桃树下吃。圆桌上摆满各种水煮的或白灼的海鲜。阿香婶蘸料碟里的鱼一条接一条，家婆给她打了满满一碗鱼丸汤：“那边没饭吃吗？看你瘦的。”“那边全是淡水鱼，鱼肉柴得很，一点不鲜甜。”阿香婶叹道，“我在那边，每天醒来看到那些一茬接着一茬的高山，就想念大海，每阵风吹来都像夹着海浪声，胸口就憋气。”她往靠椅上靠去，短暂地休息了一下，筷子很快便向通红的虾伸去。

　　我试图想象从小在海边出生的孩子在大山里是如何生活的——在大海那张巨大的画布里，太阳无法向海面播撒阳光，蓝天和白云永远高高地挂在天上，船上的帆不再启航，人们稀疏地耕作于山田，麻雀谨慎地向前试探那个眼神呆滞，在干旱的田地里穿着水胶鞋拿着鱼筐的人……我脑海里的画面越来越怪异，鬼使神差地问她：“阿香婶，你会用锄头吗？”

　　她刚咽下的酒呛在喉咙，脸色憋得通红，她家婆打趣：“你阿香婶拿锄头去把田里的鱼敲晕。”我们都笑了，比起锄头，她确实更适合拿梭子补渔网。

　　阿香婶重新回到码头。她托她阿妈收了些少刺的鱼，晚上七八点取回，凌晨就着头灯在水井边刮鱼鳞、去内脏和鱼骨，把鱼肉做成鱼丸。天蒙蒙亮，她把鱼丸放进浮漂改造成的盆里，提着桶和塑料矮凳出门，摆起移动摊位。她的摊位在码头和各个市场间挪动，渐渐有了名气，开始给饭店供货。为了方便，她搬回娘家住，后来在新村镇盖了房，逢年过节才回来，我和她见面越来越少，只知道她一直做着鱼丸。

　　阿香婶像海面上的白鹭，看似漫无目的地掠过，实则早已扎根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