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乐

　　我妈属马，1966年出生，今年60岁了。

　　在我三十多年的记忆里，我妈这匹“马”，她从未有机会奔跑在辽阔的草原上。她的跑道，只有短短几米——从婆家的灶台，到娘家的灶台，再到工地、食堂的灶台……她的日常和她的新年，就是在这条被油烟熏染的固定轨道上，完成一场又一场沉默的迁徙。

　　爷爷膝下六个子女，我妈是长媳。除夕的灶台是她燃火烧热，和奶奶一起蒸煮炸炒，做出大人加小孩共三大桌的团圆夜饭。初二回娘家，她是长女，又穿上围兜，接过锅铲，用一盘一碗摆满整个大方桌。我们一家五口的日常三餐，都是我妈一人亲自在田里种下、在河边洗净，在灶台上炒制出来的。

　　我上学后，我妈不再只围着自家灶台。她白天跟着我爸在建筑工队做小工，和水泥、递红砖。到了中午，工人休息时，她就用几块石板、石头临时垒起的工地灶台上，给工人炒菜做饭，挣着双份的钱。那时我们的家就两间房，爸妈睡在外屋，我们姐妹三人睡里屋。刚熄灯，就能听到我妈鼾声如雷，起初我还笑我妈像个累极了的汉子。直到我爸劝她不给工地做饭了，中午也歇一会，我妈却说：“做一顿饭，就能给孩子多买一两支笔，做饭多简单啊，不能让这个钱给别人挣了去。”从那以后，我再也笑不出来了。

　　我妈的手，坚硬、粗粝，仿佛是被水泥浇筑过，能扛重物，能忍火烤，能撑起一切，可她只为换回几支笔，换我们三个女儿好好读书。

　　上了初中，我妈在我们读的初中学校食堂做饭。我以为环境好了，总会轻松些。直到一次大课间，我到后厨找她补签字。看她拿着大铲子，往锅炉灶里一铲一铲地添炭块。那炭块不比红砖小，还不方正，极易滚落下来，时不时还要用双手搬起炭块丢进洞口。洗干净手，戴上帽子、穿上围裙，搅动如长铲一般的锅铲，米粒在白水中翻滚，那四口大锅和她的身体一般深，要做出两千个学生的一顿米饭，又怎么会轻松呢！

　　我的母亲，原本是瘦小清秀的，这几年她却越发肥胖、敦实、黑壮。好像是在这一刻，我知道了原因。我把纸张递给她签字，我看着她写字的手掌，宽大，泡得发白，青筋明显，疤痕交错，指甲盖尾端还有陈年的淤青，我才懂得，妈妈在灶台前，从来都没有轻松过。

　　就这样，她辗转灶台间，把我们三个女儿都送进了城市，离开了大山。

　　我们在外谋生，而妈妈在老家，依然马不停蹄地干活。

　　第一次觉察妈妈老了，是在去年冬月。80岁的外婆没能熬过寒冷的冬天，永远地离开了。外嫁的我赶回去奔丧，看着彻夜守灵的妈妈，觉得她一下子老了，因做饭谋生常年留着短发，其中杂生出一根根白发，发灰发黄，如秋冬时节满地的枯草。

　　我妈再也没有妈妈了。她穿着罩衣，披麻戴孝，一边准备宾客的饭菜，一边按时上香，守着灵堂。就像一匹驯良的马，在最悲伤的时候，依然被“责任”套上缰绳，在灶台边奔忙，拉着一大家子，稳稳地行进着。

　　上午送走外婆后，妈妈久跪不起。我环着妈妈的臂膀，试图将她拉起，久久拉不动，再使力气也无济于事。她的额头和发梢沾满泥土，我伸手掸下，妈妈闭上眼睛，几滴眼泪混着泥土无声地掉下来，静静的，短暂的。

　　我还要赶着回城，午饭吃得迅速。我妈将三桌残羹收拾清理干净，终于解下围裙，再端起一只碗，靠在厨房的门框上，麻木地扒几口，紧接着给我打包一些熟食。我忽然看清了：这匹为大家庭奔忙了几天的“马”，在经历了至亲离世的悲痛时刻，在属于她的片刻喘息里，吃的竟是这场宴席最后的残渣。

　　好像每次聚会，我妈吃饭都是如此敷衍。

　　都说马年奔腾，一马当先。可我妈这匹“马”，奔腾了一生，却始终围绕着灶台。她所有的“先”，是先想到所有人，先忙完所有活，先咽下所有苦。她跑赢了贫穷，养大了三个女儿，最终，把自己跑成了家族相聚背后，那个永远不上桌最后吃饭的固定背景。

　　她的蹄印，没有留在广阔的土地上，只是深深烙在了灶台上，烙在了饭菜里，也烙在了我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