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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封关》:
以作家之笔为海南立传

  ■ 王学振

  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这是中国对外开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近日,恰逢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之际,康景林的长篇报告文学《封关》正式出版。这部力作以新闻之眼、作家之笔、文学之心书写海南自贸港建设,是海南改革开放的重要历史见证,同时也是海南文坛的一个重要收获,对于中国当下报告文学的繁荣发展也颇具启示意义。

  “新闻之眼”:真实与典型性

  报告文学这一文体成立的根本,在于它同读者签订了一份“真实契约”。《封关》的写作,首先恪守了这一契约。康景林有着三十年的新闻从业经历,其职业底色决定了《封关》的纪实品质。为创作这部作品,作者经历了几个月的辛勤采访,足迹遍及自贸港建设最前沿,作者没有停留在办公室的案头,而是以新闻记者的敏感去探索,以新闻记者的职业操守去追问、去考证。作者对近60位自贸港建设者进行深度采访,留下了大量录音和厚厚的采访笔记。《封关》一书中,每一个政策节点、每一组数据、每一处地名和人名皆有出处,都经得起考验、推敲。这种对真实的敬畏,使《封关》获得了作为“报告”的合法性。

  报告文学以真实为根基,同时又追求题材的典型性。《封关》的写作,遵循了报告文学题材选择的典型性原则。海南自贸港建设是海南全省人民参与的事业,每天发生的感人事件何止千万?要在一本书中把这些事件全部纳入,显然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封关》巧妙地处理了点与面、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关系,做到了选材的典型性,正如省委深改办的审稿意见所言,“全书既有洞察重大战略决策之深层政治动因,也有再现重要关键节点攻坚克难之奋斗场景,还有记录无数人才奔涌、企业奔赴、快马加鞭之实干印记,汇聚成海南自贸港砥砺奋进的时代跫音”。

  “作家之笔”:历史纵深感

  随着信息传播的高度发达,报告文学已很难在第一时间完成“报告”,以新信息的提供来吸引读者,但报告文学的价值并未因此消解,它可以从第二时间出发,对新闻背后的真相进行纵深挖掘,产生一种思想的穿透力。

  《封关》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正在于其纵深挖掘,实现了从新闻现场到历史视野的深化。《封关》不是简单的急就章,而是一部有历史纵深感的作品。全书从“百年孤悬”写起,将海南的开放发展历程置于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中加以审视。作者在海南建省前及建省后的史料研读上下足了功夫,将海岛史高度凝练于开篇,为全书砌好坚实底座。这种“从第二时间出发”的写作姿态,使《封关》超越了新闻报道的即时性,获得了“以作家之笔为自贸港立传”的品格。

  “文学之心”:艺术性与感染力

  《封关》既是事实陈述,又是生命表达,作者以“文学之心”来创作《封关》,使作品获得了较高的艺术性和感染力。

  《封关》没停留在政策罗列和数据堆砌上,作者俯身倾听自贸港建设者的心声。书中那些令人过目不忘的形象——海南商发的“五条汉子”,洋浦港扩建的“北京专班”,省委深改办加班最猛的各个处室,拿下“首单”的洋浦澳斯卡粮油企业家,还有更多省市县不同岗位的普通工作人员,皆非政策的被动执行者,而是历史的主动创造者。作者选择从情感角度切入叙事,以个体的命运折射时代的洪流,作品便具有了血肉和温度。

  《封关》对细节的捕捉十分精准。那位深改办处长谈及儿子生日礼物时“眼泪猛然砸落”的沉重,那位洋浦科员在会议记录本上悄悄画下“笑脸”的轻盈,那位海关关员连珠炮似的四个“怎么样”的急切……这些细节不是采访素材的搬运,而是文学眼光的筛选与定格。正是这些细节,让政策有了温度,让建设者有了面孔,让宏大叙事有了可触可感的肌理。

  《封关》的文字有质感。这种质感首先体现在作者对历史意象的提炼与驾驭上。全书共八章,每一章的标题与前言,都不是装饰,而是思想的凝结,是全章的深化。“何以海南:孤岛的求索”定下了第一章的历史基调;“赢局初定满江红”化用古诗词,既暗合了“满江红”词牌本身的慷慨之气,又喻示了自贸港建设初战告捷的豪迈之情。这样的例子很多,作品多处对古诗词恰到好处地化用,细心的读者会读出作者向东坡先生躬身致敬的巧思,读起来意象开阔,令人感慨万千。其次,《封关》的语言有节奏,有呼吸,有气韵。最为典型的是尾声的开篇以北国最古老的唐代木结构建筑南禅寺与海南热带雨林南北呼应起笔。再如写封关狂欢的尾声,以短句的排比、叠句的推进,将情绪推至高潮。“封——关——喽——”的纵声长啸,“祖宗海,侬好啊”的深情呼喊,不是文字的炫技,而是情感的自然喷涌,倾泻了作者对海南沉甸甸的爱,这正是语言节奏与情感逻辑同频共振的结果。

  鲁迅曾说:“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三闲集·文艺与革命》)《封关》为海南自贸港建设鼓与呼,毋庸讳言属于“宣传”,但又不仅仅是“宣传”,该书同时也是鲁迅所说的“文艺”。对文学性的自觉追求,使《封关》超越了纯粹“宣传作品”的层次,进入了真正的“文学作品”的范畴,为海南时政类报告文学创作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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