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克俭

　　10月7日在海南大学开幕的“信仰之光——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展”海南巡展，以“两个结合”为鲜明主题，以马克思主义文献为主要载体，真实还原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创作和传播过程，深刻揭示了“两个结合”重大命题的思想脉络和实践历程。“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前提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载体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文献。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文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按照列宁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中的基本原理。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在任何时候，不管世界风云如何变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都不能丢。

　　那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现在哪里？表面上看是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科学社会主义教科书。就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来说，斯大林1938年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撰写的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后来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典范。“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并非凭空产生。在此之前，就有米丁和拉祖莫夫斯基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下册（1932年、1934年），更早还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所著的《辩证法唯物主义教程》（1930年）。

　　延安时期,毛泽东写作《实践论》《矛盾论》时，阅读过《辩证法唯物主义教程》中译本，批注文字达12000字之多，此外还对《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中译本作了2600多字的批注，有些批注的话与《实践论》《矛盾论》几乎一字不差。我们不能仅把《实践论》《矛盾论》看作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发展，更应将其看作是毛泽东对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哲学概括和理论升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理论成果。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可以追溯到1916年德波林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和1921年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是以某一本教科书为载体，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文献为载体。

　　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的典藏与研究

　　恩格斯在1895年去世前立下遗嘱，将马克思和他自己的文稿遗赠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指定倍倍尔和伯恩施坦作为保管人。马克思女儿们保管的部分通信和私人文稿，后来也大多捐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档案馆。后来，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保存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几经周折，最终在二战之后流落到荷兰，被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收藏。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非常重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辑和出版。1921年，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领导下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成立，梁赞诺夫被任命为院长，研究院开始筹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辑工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版（即MEGA1）。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花费重金，开始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版本的系统收集和马克思恩格斯书信及手稿的复制工作。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照相复制件，就是梁赞诺夫从德国社会民主党那里通过购买出版权而获得的。除了复制件，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还全面收集和典藏了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出版著作的最初版本，以及一些流落到社会上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和书信的原始件，并开创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文献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1949年以前，我国公开出版的相关著作达530余种。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编译局负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的编译出版工作，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50卷）的母版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目前正在编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是中国人独立编译的第一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但参照了正在编辑出版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即MEGA2）等。

　　20世纪以来，随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马克思手稿在MEGA1的出版，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产生了有别于苏联教科书的新解读。孰是孰非，最终要靠文本文献来说话。于是，基于MEGA的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研究，就日益成为冷战结束以后国际马克思学界的共识。

　　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一系列标识性概念的提出，离不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新时代“问题意识”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所蕴含思想的积极开掘和当代激活。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的典藏与研究，不但能使我们在文献中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也将极大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和学理化，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作者系海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